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的太阳,象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锹,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象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污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谓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儿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
  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两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
  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她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
  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
  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误赴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哩……

  到了冬天,每天吃完晚饭,桑桑就会跑到河那边的村子里。他或者是到阿恕家去玩,或者是跟了大人,看他们捉在屋檐下避风的麻雀。村里最热闹的是红门里的杜小康家。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集聚在他家听人说古。因为杜小康家房子大,并且只有杜小康家能费得起灯油。桑桑也想去,但桑桑终于没去。
  冬天的晚上,若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好天气,油麻地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捉迷藏。那时候,大人们都不愿意出门,即使愿意出门的,又差不多都到红门里听说古去了,因此,整个村子就显得异常的寂静。这时,似乎有点清冷的月亮,高高地悬在光溜溜的天上,衬得夜空十分空阔。雪白的月光均匀地播洒下来,照着泛着寒波的水面,就见雾气袅袅飘动,让人感到寂寞而神秘。月光下的村子,既像在白昼里一样处处可见,可一切又都只能看个轮廓:屋子的轮廓、石磨的轮廓、大树的轮廓、大树上乌鸦的轮廓。巷子显得更深,似乎没有尽头。这是个大村子,有十多条深巷,而巷子与巷子之间还有曲曲折折的小巷。在这样的月色下,整个村子就显得像个大迷宫了。巷前巷尾,还有林子、草垛群、废弃的工棚……。所有这一切,总能使油麻地的孩子们产生冲动:突然地躲进一条小巷,又突然地出现了,让你明明看见了一个人影,但一忽闪又不见了,让你明明听见了喊声,可是当你走近时却什么也没有……
  在油麻地的孩子们眼里,冬季实际上是一个捉迷藏的季节。
  捉迷藏有许多种。其中一种叫“贼回家”。这是油麻地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一种。大家先在一起确定一个家。这个家或是一棵树,或是一堵墙,或是两棵树之间的那个空隙,家的形式多种多样。只有一个人是好人,其余的都是贼。说声开始,贼们立即撒丫子就跑,四下里乱窜,然后各自找一个他自认为非常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好人很难做。因为,他既得看家,又得出来捉贼,光看家,就捉不了贼,而光捉贼,又看不了家,就得不停地去捉贼,又得不停地往回跑,好看着家。好人必须捉住一个贼,才能不做好人,而让那个被他促住的贼做好人。大家都不愿意做好人。做贼很刺激,一个人猫在草垛洞里或猪圈里,既希望不被人捉住,又希望捉他的人忽然出现,并且就在离他尺把远的地方站着,他屏住呼吸绝不发出一点声响,而当那个捉他的人刚刚走开,他就大喊一声跑掉了,再换个地方藏起来
  村头上,由桑桑发起的这场游戏,马上就要开始。好人是倒霉的阿恕。这是通过“锤子、剪刀、布”淘汰出来的,谁也帮不了他的忙。
  游戏刚要开始,杜小康来了。他说:“我也参加。”
  阿恕们望着桑桑。
  桑桑说:“我们人够了。”
  杜小康只好怏怏地走开了。
  桑桑看了一眼杜小康的后背,故意大声地叫起来:“开始啦一一!”
  玩完一轮,当桑桑气喘吁吁地倚在墙上时,他看到了不远处的石磨上坐着杜小康。桑桑心里很清楚,杜小康很想加入他们的游戏。但桑桑决心今天绝不带杜小康参加。桑桑想看到的就是杜小康被甩在了一边。桑桑在一种冷落他人的快意里,几乎有点颤抖起来。他故意和那些与他一样气喘吁吁的孩子们,大声地说笑着。而那些孩子,只顾沉浸在这种游戏的乐趣里,谁也没有去在意、但在平素他们却不能不去在意的杜小康。
  又玩了一轮。
  杜小康还坐在石磨上。唯一的变化就是他吹起了口哨。哨声在冬天的夜空下,显得有点寂寥。
  阿恕看到了杜小康,说:“叫杜小康也参加吧。”
  桑桑说:“‘贼’已经够多了。”
  新的一轮,在桑桑的十分夸张的叫喊中又开始了。作为“贼”的桑桑,他在寻找藏身之处时,故意在杜小康所坐的石磨的架子底下藏了一会,并朝那个看“家”的“好人”叫着:“我在这儿哪!”见那个“好人”快要走到石磨旁了,他才钻出来,跑向另一个藏身之处。
  这一回,桑桑决心成为一个捉不住的贼。他钻进了一条深巷,快速向巷子的底部跑去。他知道,住在巷尾上的二饼家,没有人住的后屋里停放着一只空棺,是为现在还活得十分硬朗的二饼的祖母预做的。他到二饼家玩,就曾经和二饼做过小小的游戏:他悄悄爬到空棺里。但那是在白天。现在桑桑决定在夜晚也爬进去一次。桑桑今晚很高兴,他愿意去做一些让自己也感到害怕的事情。他更想在做过这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之后,让那个独自坐在石磨上的杜小康,也能从其它孩子的惊愕中知道。
  桑桑钻进了二饼家的漆黑一团的后屋。他恐怖地睁大了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知道那口漆得十分漂亮的空棺停放在什么位置上。他想算了,还是躲到一个草垛洞里或是谁家的厕所里吧,但,他又不肯放弃那个让他胆战心惊的念头。桑桑总是喜欢让自己被一些荒诞的、大胆的、出乎常理的念头纠缠着。
  在这一轮的“贼回家”中,扮演“好人”角色的正是二饼。
  “二饼可能会想到我藏在这儿的。”桑桑就想像着:我躺在空棺里,过不一会,就听见有沙沙声,有人进屋了,肯定是二饼,二饼走过来了,可是他不敢开棺,好长时间就站在那儿不动,我很着急,你开呀,开呀,二饼还是开了,漆黑漆黑的,二饼在往里看,可是他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他,但我能够想到他那时候的眼睛,一对很害怕的眼睛,我也很害怕,但我屏住气,没有一丝响声,二饼想伸手进来摸,可终于不敢,突然地跑掉了……
  桑桑壮起胆子,爬进了空棺。他没有敢盖盖儿。
  过了一会,桑桑就不太害怕了。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他闻着好闻的木香,觉得这里头很温暖。有一阵,他居然心思旁出,想到了他的鸽子,在地上啄食的鸽子,在天空下飞翔的鸽子,蹲在屋脊上接受阳光抚摸的鸽子……。
  似乎有一阵患辜声。
  桑桑猛然收紧了身体。但他马上就判断出,这不是二饼,而是一只寻找老鼠的猫。这时,桑桑希望那只猫在这里多停留一会,不要立即走开。但那只猫在屋里寻觅了一番,日乌噜了一声,丢下桑桑走了。桑桑感到有点遗憾。
  巷子里有吃通吃通的跑步声。
  桑桑知道:这是一个“贼”,正被“好人”追赶着。他赶紧笔直地躺着。因为他怕“好人”突然放弃了追逐的念头,而改为到后屋里来刺探。桑桑希望“好人”改变主意而立即到后屋里来。
  一前一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却渐渐消失在了黑暗里。
  桑桑有点后悔:我大叫一声就好了。
  桑桑还得躺下去。他忽然觉得这样没完没了地躺着,有点无聊。他就去想坐在石磨上的没有被他答理、也没有被阿恕他们答理的杜小康。桑桑自己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对杜小康耿耿于怀。但杜小康确实常常使他感到憋气。杜小康的样子,在他脑海里不住地飘动着。他居然忘了游戏,躺在那里生起气来,最后竟然用拳头捶了一下棺板。捶击声,吓得桑桑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坐起来,并立即爬出空棺,跑出了黑屋。
  桑桑来到了空巷里。
  月亮正当空,巷子里的青砖路,泛着微微发蓝的冷光。
  桑桑看了看两侧的人家,全都灭灯了。
  村头,传来更夫的竹梆声。
  桑桑忽然意识到:不可能再有人来抓他了,他只有自己走出来。桑桑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桑桑为了不让杜小康看见,从后面绕了一大圈,才来到“家”。而“家”却空无一人。他去看石磨,石磨也空空的。他抬头看看月亮,很失落地向四周张望。没有一个人影,就像这里从未聚集过人一样。他骂了几句,朝大桥走去,他要回家了。
  黑暗里走出了阿恕:“桑桑!”
  “他们人呢?”
  “都被杜小康叫到他家吃柿饼去了。”
  “你怎么没去?”
  “我一吃柿饼,肚子就拉稀屎。”
  “我回家了。”
  “我也回家了。”
  桑桑走上了大桥。当桑桑在桥中间作一个停顿时,他看到了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子。一个孤单单的影子。来了一阵风,桑桑眼见着眼见着自己的影子被扭曲了,到了后来,干脆被揉皱了。桑桑不想再看了,又往前走。但只走了两三步,突然回头了。他在村头找了一块很大的砖头,然后提在手里,连续穿过房子的、树木的黑影,来到了红门前。他瞪着红门,突然地一仰身体,又向前一扑,用力将砖头对准红门掷了出去。当红门发出咚的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声响时,桑桑已经转身逃进了黑暗。
  第二天,桑桑装着在村巷里闲走,瞥了一眼红门,只见上面有一个坑,并且破裂,露出了里头金黄的木色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
  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一度到零下三十二度。
  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蒙古缓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地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象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我们估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象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象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牵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原西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它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要来参加哩。
  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
  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它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
  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块相跟着,去原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圪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
  田福军和张有智元月二日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
  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智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
  福军和有智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
  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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