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才有价值。对于托尔斯泰,理论与创作永远是相连的,有如信仰与行动一般。正当他构成他的艺术批评时,他同时拿出他所希求的新艺术的模型。这模型包括两种艺术形式,一是崇高的,一是通俗的,在最富人间性的意义上,都是“宗教的”,——一是努力以爱情来团结人类,一是对爱情的仇敌宣战。他写成了下列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八六),《民间故事与童话》(一八八一——八六),《黑暗的力量》(一八八六),《克勒策奏鸣曲》(一八八九),和《主与仆》(一八九五)。同时代还有一部描写一匹马的美丽的小说,实际上是在他订婚至婚后最初几年的幸福的光阴中写的。这一个艺术时期仿如一座有两个塔尖的大寺,一个象征永恒的爱,一个象征世间的仇恨;在这个时间的终极与最高峰诞生了《复活》(一八九九)。
  
  这一切作品,在新的艺术性格上,都和以前的大不相同。托尔斯泰不特对于艺术的目的,且对于艺术的形式也改变了见解。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或《莎士比亚论》中,我们读到他所说的趣味与表现的原则觉得奇怪。它们大半都和他以前的大作抵触的。“清楚,质朴,含蓄”,我们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中读到这些标语。他蔑视一切物质的效果,批斥细磨细琢的写实主义。——在《莎士比亚论》中,他又发表关于完美与节度的纯古典派的理想。”“没有节度观念,没有真正的艺术家。”——而在他的新作品中,《克勒策奏鸣曲》,《黑暗的力量》。即使这老人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分析天才与天生的犷野完全抹煞,(在若干方面,这些天禀反而更明显,)但线条变得更明显更强烈,心魂蓄藏着更多的曲折,内心变化更为集中,宛如一头被囚的动物集中力量准备飞腾一般,更为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固有色彩的写实主义与短时间的枝节中解脱出来,末了,他的言语也更富形象,更有韵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改变了。
  
  他对于民众的爱情,好久以来已使他体味通俗言语之美。童时他受过行乞说书者所讲的故事的熏陶。成人而变了名作家之后,他在和乡人的谈话中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
  
  “这些人,”以后他和保尔·布瓦耶说,“是创造的名手。当我从前和他们,或和这些背了粮袋在我们田野中乱跑的流浪者谈话时,我曾把为我是第一次听到的言辞,为我们现代文学语言所遗忘,但老是为若干古老的俄国乡间所铸造出来的言辞,详细记录下来……是啊,言语的天才存在于这等人身上……”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巴黎《时报》。
  
  他对于这种语言的感觉更为敏锐,尤其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文学窒息。他的友人德鲁日宁于一八五六年时对他说:“在文学的风格上,你是极不雕琢的,有时如一个革新者,有时如一个大诗人,有时好似一个军官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你用了爱情所写的是美妙无比。只要你稍为变得淡漠,你的作风立刻模糊了,甚至可怕。”远离着城市,混在乡人中间过生活,久而久之,他思想的方式渐渐变得如农人一般。他和他们一样,具有冗长的辩证法,理解力进行极缓,有时混杂着令人不快的激动,老是重复说尽人皆知的事情,而且用了同样的语句。
  
  但这些却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长处。只是年深月久之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天才,如生动的形象,狂放的诗情,传说式的智慧。自《战争与和平》那时代始,他已在受着它的影响。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我改变了我的语言与文体。民众的语言具有表现诗人所能说的一切的声音。它是诗歌上最好的调节器。即使人们要说什么过分或夸大的话,这种语言也不能容受。不像我们的文学语言般没有骨干,可以随心所欲地受人支配,完全是舞文弄墨的事情。”见《生活与作品》。——一八七九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诉我们,除了宗教之外,“他对于言语极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语的美,每天,他发现新字,每天,他更蔑视文言的言语”。
  
  他不独在风格上采取民众语言的模型;他的许多感应亦是受它之赐。一八七七年,一个流浪的说书者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托尔斯泰把他所讲的故事记录了好几桩。如几年之后托尔斯泰所发表的最美的《民间故事与童话》中《人靠了什么生活?》与《三老人》两篇即是渊源于此。在他读书札记中(一八六○——一八七○),托尔斯泰记着:“bvlines故事……极大的印象。”
  
  近代艺术中独一无二之作。比艺术更崇高的作品:在读它的时候,谁还想起文学这东西?福音书的精神,同胞一般的人类的贞洁的爱,更杂着民间智慧的微笑般的欢悦,单纯,质朴,明净,无可磨灭的心的慈悲,——和有时那么自然地照耀着作品的超自然的光彩!在一道金光中它笼罩着一个中心人物爱里赛老人,见《二老人》。(一八八五)或是鞋匠马丁,——那个从与地一样平的天窗中看见行人的脚和上帝装作穷人去访问他的人。见《爱与上帝永远一致》。(一八八五)这些故事,除了福音书中的寓言之外,更杂有东方传说的香味,如他童时起便爱好的《天方夜谭》中的。见《人靠了什么生活?》(一八八一);《三老人》(一八八四);《义子》(一八八六)。有时是一道神怪的光芒闪耀着,使故事具有骇人的伟大。有如《农奴巴霍姆》,这篇故事又名《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一八八六)拼命收买土地,收买在一天中所走到的全部土地。而他在走到的时候死了。
  
  “在山岗上,斯塔尔希纳坐在地下,看他奔跑。巴霍姆倒下了。
  
  ——‘啊!勇敢的人,壮士,你获得了许多土地。’斯塔尔希纳站起,把一把铲掷给巴霍姆的仆人!这些故事,在诗的气氛中,几都含有福音书中的道德教训,关于退让与宽恕的:“不要报复得罪你的人。”见《熊熊之火不复熄》。(一八八五)“不要抵抗损害你的人。”见《大蜡烛》(一八八五);《蠢货伊万的故事》。
  
  “报复是属于我的。”上帝说。见《义子》。(这些短篇故事刊于全集第十九卷)无论何处,结论永远是爱。愿建立一种为一切人类的艺术的托尔斯泰一下子获得了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它从艺术的一切朽腐的原子中升华出来;在此只有永恒。
  
  《黑暗的力量》一书,并不建筑于心的严肃的单纯的基础上;它绝无这种口实:这是另外的一方面。一面是神明的博爱之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在读这部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否果能把民众理想化而揭穿真理!
  
  托尔斯泰在他大半的戏剧试作中是那么笨拙,在此却达到了指挥如意的境界。他对于戏剧发生兴趣已是相当迟晚的事。这是一八六九——一八七○年间冬天的发现;依着他素来的脾气,他立刻有了戏剧狂。“这个冬天,我完全用于研究戏剧;好似那些直到五十岁才突然发现一向忽略的题材的人们,在其中看到许多新事物……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我愿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我卧病甚久,那时候,戏剧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现……”(见一八七○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致费特书)性格与行动布置得颇为自然:刚愎自用的尼基塔,阿尼西娅的狂乱与纵欲的热情,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的纯朴,养成她儿子的奸情,老阿基姆的圣洁,——不啻是一个外似可笑而内是神明的人。——接着是尼基塔的溃灭,并不凶恶的弱者,虽然自己努力要悬崖勒马,但终于被他的母与妻诱入堕落与犯罪之途。
  
  “农奴是不值钱的。但她们这些野兽!什么都不怕……你们,其他的姊妹们,你们是几千几万的俄国人,而你们竟如土龙一样盲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呜——呜?她们不知道。”见第四幕。
  
  以后是谋害新生婴儿的可怕的一常尼基塔不愿杀。但阿尼西娅,为了他而谋害了她的丈夫的女人,她的神经一直为了这件罪案而拗执着痛苦着,她变得如野兽一般,发疯了,威吓着要告发他;她喊道:“至少,我不复是孤独的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凶犯!”
  
  尼基塔在两块木板中把孩子压死。在他犯罪的中间,他吓呆了,逃,他威吓着要杀阿尼西娅与他的母亲,他嚎啕,他哀求:“我的小母亲,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他以为听见了被压死的孩子的叫喊。“我逃到哪里去?”
  
  这是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没有上一场那样的犷野,但更惨痛的,是小女孩与老仆的对话。他们在夜里听到,猜到在外面展演的惨案。
  
  末了是自愿的惩罚。尼基塔,由他的父亲阿基姆陪着,赤着足,走入一个正在举行结婚礼的人群中。他跪着,他向全体请求宽恕,他自己供认他的罪状。老人阿基姆用痛苦的目光注视着他鼓励他:“上帝!噢!他在这里,上帝!”
  
  这部剧作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者,更因为它采用乡人的语言。
  
  “我搜遍我的笔记夹以写成《黑暗的力量》。”这是托尔斯泰和保尔·布瓦耶所说的话。
  
  这些突兀的形象,完全是从俄国民众的讽刺与抒情的灵魂中涌现出来的,自有一种强烈鲜明的色彩,使一切文学的形象都为之黯然无色。我们感到作者在艺术家身份上,以记录这些表白与思想为乐,可笑之处也没有逃过他的手法;一八八七年正月托尔斯泰致书捷涅罗莫有言:“我生活得很好,且很快乐。这一向我为了我的剧本《黑暗的力量》而工作。它已完工了。”而在热情的使徒身份上,却在为了灵魂的黑暗而痛惜。
  
  在观察着民众,从高处放一道光彩透破他们的黑夜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资产与中产阶级的更黑暗的长夜,又写了两部悲壮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到,在这时代,戏剧的形式统制着他的艺术思想。《伊万·伊里奇之死》与《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内心悲剧;在《克勒策奏鸣曲》中,又是悲剧的主人翁自己讲述的。
  
  《伊万·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八六)是激动法国民众最剧烈的俄国作品之一。本书之首,我曾说过我亲自见到法国外省的中产者,平日最不关心艺术的人,对于这部作品也受着极大的感动。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以骇人的写实手腕,描写这些中等人物中的一个典型,尽职的公务员,没有宗教,没有理想,差不多也没有思想,埋没在他的职务中,在他的机械生活中,直到临死的时光方才懔然发觉自己虚度了一世。伊万·伊里奇是一八八○年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读着左拉的作品,听着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毫无信仰,甚至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他们既不愿费心去信仰,也不愿费心去不信仰,——他们从来不想这些。
  
  由于对人世尤其对婚姻的暴烈的攻击与挖苦,《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一组新作品的开始;它是《克勒策奏鸣曲》与《复活》的更为深刻与惨痛的描写的预告。它描写这种人生(这种人生何止千万)的可怜的空虚,无聊的野心,狭隘的自满,——“至多是每天晚上和他的妻子面对面坐着,”——职业方面的烦恼,想像着真正的幸福,玩玩“非斯脱”纸牌。而这种可笑的人生为了一个更可笑的原因而丧失,当伊万·伊里奇有一天要在客厅的窗上悬挂一条窗帘而从扶梯上滑跌下来之后。人生的虚伪。疾病的虚伪。只顾自己的强健的医生的虚伪。为了疾病感到厌恶的家庭的虚伪。妻子的虚伪,她只筹划着丈夫死后她将如何生活。一切都是虚伪,只有富有同情的仆人,对于垂死的人并不隐瞒他的病状而友爱地看护着他。伊万·伊里奇“对自己感觉无穷的痛惜”,为了自己的孤独与人类的自私而痛哭;他受着极残酷的痛苦,直到他发觉他过去的生活只是一场骗局的那天,但这骗局,他还可补救。立刻,一切都变得清明了,——这是在他逝世的一小时之前。他不复想到他自己,他想着他的家族,他矜怜他们;他应当死,使他们摆脱他。
  
  ——痛苦,你在哪里?——啊,在这里……那么,你顽强执拗下去罢。——死,它在那里?——他已找不到它了。没有死,只有光明。——“完了。”有人说。——他听到这些话,把它们重复地说。——“死不复存在了。”他自言自语说。
  
  在《克勒策奏鸣曲》中,简直没有这种光明的显露。这部作品的第一种法译本刊行于一九一二年。这是一部攻击社会的狞恶可怖的作品,有如一头受创的野兽,要向他的伤害者报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杀了人,为嫉妒的毒素侵蚀着的凶横的人类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的人物后面隐避了。无疑的,我们在对于一般的伪善的攻击中可以找到他的思想,他的语气,他所深恶痛恨的是:女子教育,恋爱,婚姻——“这日常的卖淫”;社会,科学,医生——这些“罪恶的播种者”……等等的虚伪。但书中的主人翁驱使作者采用粗犷的表辞,强烈的肉感的描绘——画出一个淫逸的人的全部狂热,——而且因为反动之故,更表示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惧,并如受着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般诅咒人生。写完了,托尔斯泰自己也为之惊愕:“我绝对没有料到,”他在《克勒策奏鸣曲》的跋文中说,“一种严密的论理会把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引我到我现在所到达的地步。我自己的结论最初使我非常惊骇,我愿不相信我的结论,但我不能……我不得不接受。”
  
  他在凶犯波斯德尼舍夫口中说出攻击爱情与婚姻的激烈的言论:“一个人用肉感的眼光注视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对她犯了奸情。”
  
  “当情欲绝灭的时候,人类将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已完成自然的律令;生灵的团结将可实现。”
  
  他更依据了圣马太派的福音书论调,说:“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无所谓基督教的婚姻,在基督教的观点上,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与爱情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程序是人类真正的理想的阻碍”。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种教训。
  
  但在波斯德尼切舍口中没有流露出这些议论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托尔斯泰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好似伟大的创造家一样,作品推进作家;艺术家走在思想家之前。——可是艺术并未在其中有何损失。在效果的力量上,在热情的集中上,在视觉的鲜明与犷野上,在形式的丰满与成熟上,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作品可和《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现在我得解释它的题目了。——实在说,它是不切的。这令人误会作品的内容。音乐在此只有一种副作用。取消了奏鸣曲,什么也不会改变。托尔斯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他认为音乐与恋爱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关于音乐的魔力,须由另一部专书讨论;托尔斯泰在此所给予它的地位,不是证实他所判断的危险。在涉及本问题时,我不得不有几句赘言:因为我不相信有人完全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要说他不爱音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怕他所爱的事物。我们当能记忆音乐的回忆在《童年时代》中,尤其在《夫妇的幸福》中所占的地位,本书中所描写的爱情的周圈,自春至秋,完全是在贝多芬的Quasiunafantasia奏鸣曲即俗称月光曲的各个阶段中展演的。我们也能记忆涅赫留多夫在《一个绅士的早晨》的终端与小彼佳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阿尔贝》(一八五七)讲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在临终的前夜在内心听到的美妙的交响曲。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的一段。——“钢琴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工具。”托尔斯泰所学的音乐或许并不高妙,但音乐确把他感动至于下泪;一八七六——七七年事。且在他一生的某几个时代,他曾纵情于音乐。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一个音乐会,即是以后莫斯科音乐院的前身。他的内倩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写道:“他酷好音乐。他能奏钢琴,极爱古典派大师。他往往在工作之前弹一会琴。很可能他要在音乐中寻求灵感。他老是为他最小的妹妹伴奏,因为他欢喜她的歌喉。我留意到他被音乐所引动的感觉,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这的确是和这震撼他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力接触后的恐怖!在这音乐的世界中,似乎他的意志,理性,一切人生的现实都溶解了。我们只要读《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钱,绝望着回家的那段。他听见他的妹妹娜塔莎在歌唱。他忘记了一切: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应该连续下去的一个音,一刹那间世界上只有那段三拍子的节奏:Ohmiocrudeleaffetto!!
  
  ——“我们的生活真是多么无聊,”他想,“灾祸,金钱,恨,荣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这才是真实的!他,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了,为增强这B音起见,他唱和着她的三度音程。
  
  ——“喔!吾主,这真是多么美!是我给予她的么?何等的幸福!”他想;而这三度音程的颤动,把他所有的精纯与善性一齐唤醒了。在这超人的感觉旁边,他赌输的钱与他允诺的言语又算得什么!∈率瞪希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诱惑与理性混和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而答应他把她带走的。
  
  托尔斯泰年纪愈大,愈害怕音乐。但他从未中止他对于音乐的爱好。他老年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戈登魏泽,于一九一○年时在亚斯纳亚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一八六○年时在德累斯顿见过他而对他有影响的人,奥尔巴赫,一定更加增他对于音乐的防范。“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据他的见解,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卡米尔·贝莱格问:在那么多的令人颓废的音乐家中,为何要选择一个最纯粹最贞洁的贝多芬?见卡米尔·贝莱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卢人》日报)——因为他是最强的缘故。托尔斯泰曾经爱他,他永远爱他。他的最辽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有关联的;在《复活》的终局,当涅赫留多夫听见奏着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聋子贝多芬的病态的作品”时,表现何等激烈的怨恨;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的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一八七六年时,他已经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使柴可夫斯基大为不平,而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佩服之心也为之冷却了。《克勒策奏鸣曲》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热狂的不公平。托尔斯泰所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力强。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交响曲,受着它的震撼,忿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动。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把我立刻转移到和写作这音乐的人同样的精神境界内……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一样。我们不能任令无论何人具有这魔术般的可怕的机能。……这些东西,(《克勒策奏鸣曲》中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若干重要的场合中许它奏演……”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的大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是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德尼舍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的意识使他快乐;嫉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种壮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动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当她演奏完了时”……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的无名的力量的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般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般感觉麻木的群众,决不会受着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的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丽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据保尔·布瓦耶所述:“托尔斯泰请人为他奏肖邦。在第四叙事曲之终,他的眼睛中饱和了泪水。”——“啊!畜生!”他喊道。他突然站起身来,走了。(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所载)——实际是,虽然他对于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老聋子”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这种犷野的强暴,为今日的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贝多芬对于他的恨意比着对于别人的爱戴或许更为满意呢。

  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
月3 日,当时我才6 岁零9
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叹万分。

  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便是1888年5
月的波士顿之行了。从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到与老师、母亲一同登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最后抵达波士顿的种种情形,一切都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

  这次旅行和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迥然不同。此时我已不再是当时那个易于激动兴奋,一会儿也闲不住地在车上跑来跑去的小淘气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身旁,专心致志地听她给我描述车窗外所见的一切: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远处连绵的山丘,苍翠的森林和火车进站后蜂拥而至的黑人。他们笑着向火车上的旅客招手,来到一节节车厢叫卖香甜可口的糖果和爆米花。

  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

  坐在我对面位子上的是又大又破旧的布娃娃南茜,我为她穿上一件用方格花布新做的外衣,头带一顶弄得很皱的太阳帽,一双用玻璃珠子做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我。有时老师讲述得不那么吸引人时,我便想起了南茜,把她抱在怀里,不过我通常都相信她是熟睡了的。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跳,惟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茜了。它到达波士顿以后简直是惨不忍睹,全身粘满了泥土——大概是我在车上逼迫它吃残屑,它怎么也不肯吃,而我偏要它吃,结果弄了一身泥。柏金斯盲入学校的洗衣女工看到娃娃这么脏,便偷偷地把它拿去洗了个澡。可我那可怜的南茜怎么经得起用水洗呵。等我再见到它时,已成了一堆乱棉花,要不是它那两个用珠子做的眼睛以怨恨的目光瞪着我,我简直都认不出它了。

  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火车终于进站,我们到达波士顿了,仿佛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变成了现实。只是“从前”变成了“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变成了“近在眼前”。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带我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入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萝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莉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

  一到柏金斯盲入学校,我就在那里和盲童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会手语时真是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交谈了,怎能不叫我高兴呢?

  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PIN
)、“杯子”(CUP )、以及“坐”(SIT
)、“站”(SfAND)、“行”(WALK)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

  在这以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得通过翻译同人说话。而在这里——柏金斯盲入学校里,孩子们说的都是郝博士发明的手语,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度。

  有一天,莎莉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

  过了好些日子,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也都是盲人。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围着我又蹦又跳、活泼可爱的小伙伴们也看不见。至今还记得,当我发觉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和我谈话,读书也用手指触摸时,我是多么惊奇,又多么痛苦啊!虽然他们早已经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自己身体上的缺陷,但我一直模模糊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可以听到,必然是有某种“第二视觉”,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一个又一个孩子也像我一样一点儿也看不见。

  这天上午,我和莎莉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DO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但是他们是那么高兴,那么活泼,同他们一起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我很快就忘掉了痛苦。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莉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N”

  在波士顿,和盲童们在一起,使我感到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每天我都在热切地寻求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历程。我把波士顿看成是世界之始,也是世界之末,我几乎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参观了克邦山,在那里,莎莉文小姐给我上了第一堂历史课。当我知道这座山就是当年英雄们激战的地方时,真是激动万分。我数着一级级台阶,越爬越高,心里面想像着英雄们奋勇攀爬,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的情形。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第二天,我们乘船去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海上旅行,也是第一次乘轮船。

  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

  海上的生活真是丰富而又热闹!但机器的隆隆声,使我感到像是在打雷,心想若下了雨,便不能在户外野餐了,心中一急,竟哭了起来。

  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譬如“父亲”(FATHER)、“母亲”(MUYHIi:II)、“妹妹”(SISYIIR
)、“老师”(TEAHER)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企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

  普利茅斯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当年移民们登陆时踩过的那块大岩石。用手摸着这块岩石,仿佛当年移民们艰苦跋涉的伟大事迹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在参观移民博物馆时,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送给我一块普利茅斯岩石的模型。我时常把它握在手上,抚摸它那凸凹不平的表面、中间的一条裂缝以及刻在上面的“1620年”,脑海里浮现出早期英国移民的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辉煌业绩在我幼小心灵里是多么崇高而伟大呵!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在异乡创建家园的最勇敢、最慷慨的人。他们不但为自己争取自由,也为其同胞争取自由。但是若干年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迫害行为后,又使我深深地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

  在波士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威廉。韦德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的仁慈和热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有一天,我们到贝弗利去拜访他们的农场,当我们穿过美丽的玫瑰园时,两只狗跑来迎接我们,大的叫利昂,小的长着一身卷毛,搭拉着两个长耳朵,名叫弗里茨。农场里有许多马,跑得最快的一匹叫尼姆罗德,它把鼻子伸进我的手里,要我拍拍它,给它一块糖吃,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那个农场靠近海边,我生平第一次到海边的沙滩上玩耍。沙子又硬又光滑,同布鲁斯特海滨的松软而尖锐,混合海草和贝壳的沙子完全两样。韦德先生告诉我,许多从波士顿启航开往欧洲的大轮船都要经过这里。以后,我又多次见到他,他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把波士顿称为“好心城”,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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