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冉云飞 | 穿越到三千年前的诗经现场去破案

原标题:文学之都:企鹅眼中的伦敦

原标题:三角关系 | 格利高尔为什么不飞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

编撰:芃芃

编者按

style=”font-size: 16px;”>在文学爱好者常见的幻想中,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而不让格利高尔飞走的卡夫卡、离群索居的福楼拜,也是如此吗?

作者:冉云飞(腾讯《大家》专栏作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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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所提供的体验绝对是永无止境的。虽然很多游客来到这座城市后都会直奔那些声名远扬的地标建筑,但在它的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实际上隐藏着许多文学大师当年的踪影。若非有内行人的指引,人们很可能会和这些文学圣地擦肩而过却毫无自知。在企鹅的2018年新书《好奇之城:伦敦另类导览》(Curiocity:
An Alternative A-Z of London)中,作者Henry Eliot和Matt
Lloyd-Rose就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份与众不同的伦敦文学地标指南。

作者 库里里

由于诸种机缘巧合,前两年流沙河先生在腾讯·大家讲“诗经点醒”时,我即参与期间,其间详情可见拙文《用方言土语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沙河先生》。最近《诗经点醒》以书籍的面目行世,又在第一时间得以阅读,依旧津津有味,好似第一次研读一般。不特此也,复读《流沙河讲诗经》,还有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看法,以作读者理解《诗经点醒》之一助。先生论诗衡文颇多类匡鼎说诗解颐之处,雅俗兼顾,龙虫并雕,然间亦与他有不同看法,未能藏拙,故直书出来,置诸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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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格利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曾叮嘱,这是一只画不出,也不能被画出的虫子,“即便是远景也不行”。但博学的作家兼昆虫学家纳博科夫还是按捺不住,对其外形做了番考究,“这是一种圆顶状,有着鞘翅的圣甲虫”,他告诉学生们,并开玩笑说,“无论是格利高尔还是他的作者都没有意识到,当女佣打扫房间,窗户打开时,它可能飞出去,逃之夭夭,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

诗经点醒第二讲《芣苡》

科文特花园,亨利埃塔街

尽管人变成甲虫是件既不科学又不写实的事(所以《变形记》才被称为“表现主义”代表作——一种夸张的、将情绪形象化的艺术风格,比如蒙克的《呐喊》,你可以在emoji中找到其变体),但如果从“科学”与“写实”的角度看,纳博科夫的玩笑倒经得起推敲。刚变成甲虫不久,格利高尔就失去了人类的味觉:品尝发臭的乳酪、隔夜板结的调味汁时,他感动得几乎噙满泪水(虽然甲虫是没有泪腺的);新鲜蔬菜反而倒胃口。牛奶曾是格利高尔的最爱,但当大甲虫一头栽进整盆漂浮着小小白面包块的乳汁,“几乎把眼睛都浸没了”后,却发现再也尝不出记忆中的甘甜,只能“几乎怀着反感地转身撇下那只盆,爬回房间去了”。格利高尔还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用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据说那是在
“企图回忆从前临窗眺望时的那种自由舒畅的感觉”。但一名孜孜不倦的模范旅行推销员,真的需要靠眺望窗外体验“自由舒畅”吗?或者,那只是格利高尔对自己作为昆虫的趋光性的一种误解呢?既然如此,谁又敢说,热爱自然与腐臭的大甲虫格利高尔不会有一天,突然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起粪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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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 St, Covent Garden)

然而,卡夫卡不会让格利高尔飞走,因为他自己是“飞不走”的人。在英文中,剧情被写作“action”,即行动。这暗示,在西方传统小说创作观中,故事剧情总要靠人物有目的的行动来推进。如《木马屠城记》里的权力与爱情(古希腊),《堂·吉诃德》里的幻想骑士道(西班牙),《浮士德》里各种心想事成(德国),及《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英国)。然而,卡夫卡的故事里却很少见这些冲动与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与忍耐。就像《变形记》,又比如《饥饿艺术家》。

一、社会学的诗经现场

除了人尽皆知的大型特色商品市场外,坐落在伦敦中心地区的科文特花园地区还曾是作家简·奥斯汀的短期住所。1813年的夏天,她拜访了住在科文特花园亨利埃塔街10号的哥哥亨利;除了写作以外,奥斯汀自然也没有放过在这里看戏与购物的机会,除了自己的娱乐外,她还为乡间的亲友们购置了一系列物品。在1814年奥斯汀和侄女一起来这里再次拜访时,她著名的《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已经在筹备出版的过程中了。除了寻找亨利埃塔街10号以外,游客们还可以去拜访大英图书馆,亲自看看奥斯汀当年在这里写作时用到的桌子和眼镜。

《饥饿艺术家》写于卡夫卡生命的倒数三年,是他最珍惜的作品之一。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几乎没什么区别,除了曾一度十分流行观赏忍饥挨饿(同样的,《变形记》的世界也与现实世界相差无几,除了变成甲虫的格利高尔)。故事的主人公是表演忍饥挨饿的佼佼者,堪称“饥饿艺术家”。表演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他多么消瘦,而后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唯一的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微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越到晚年,流沙河先生出书越多。一来是厚积薄发,二是讲座陆续被整理成书稿,三是不少旧作反复再版。但这里面最主要的是,他在研究、讲座、写书的过程所得的享受,是他乐此不疲,并出书不断的原因。无论是他写的《白鱼解字》、《正体字回家》、《字看我一生》,还是讲座整理的《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等,都深受读者欢迎。但其中有两本书的书名《文字侦探》与《诗经现场》,无论从标题还是内容都暗示了他这些研究与写作的方法论,以及他到老都乐此不疲的原因。这就是他研究文字学,与讲古诗文,都注重自己作为一个“侦探”的“破案”工作。既然要“破案”,其案发现场的勘察工作,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他注重《诗经》之“现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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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饥饿艺术家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吃饭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永远不进粒米。所以尽管有规定表演最多只能持续四十天,但每次,他都意犹未尽,甚至感觉自己的艺术受到了冒犯。在第四十天,笼子会被插满鲜花,在观众热情的簇拥下,在经历装模作样的检查后,两位因有幸侍候艺术家而满脸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士,会将他搀扶出铁门,送来精心料理的病号饭。“但他不肯站起来,现在才刚到四十天,为什么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

有人或许会说,讲诗嘛,就只是从诗艺来讲就行了嘛,这话原本是不错的。但对于讲诗之源头如《诗经》等,是否只是如此,就颇费斟酌了。因为诗歌及艺术之诞生,包括它的早期都不会如后来所谓的“为文艺而文艺”,因为那个生存艰难的时代,人类还没有达到“吃饱了撑的”地步。“所以这个《诗经》,给我们更多的是让我们回头去认识我们的诗歌是在什么状态下发育起来的,我们的祖先曾经有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观念”;“欣赏一首诗哪要这么多时间呢?我们都是在解剖一首诗,了解它的时代,它的背景,了解多种学问”(《诗经点醒》p.103)。

亨利埃塔街10号上的铭牌:“小说家简·奥斯汀于1813-1814年间居住于此。”

饥饿表演被限制在四十天是有理由的,因为据研究,观众的好奇与同情心只能保持那么久,一旦超时,他们的热情就会像过度捕捞的水产一样,日渐丧失。尽管经理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价值,他还是很快就过气了。

这就是说,流沙河先生并非对所有的古诗都搞现场“勘察与破案”工作,因为与我距离较近的古诗,大多不需要索引式的勘察工作,因为作者的创作目的明了,藏在背后隐而未显的分歧也不会那么多。“因为这个《诗经》的诗与唐宋以后的这些诗有极大的差别,唐宋以后的,直到我们今天的新诗都可以说是欣赏,唯独这个《诗经》不可以说欣赏,为什么?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历史距离太远了,我们想要把它读懂都不容易,那么就是大部分讲解《诗经》都是在讲解《诗经》的文意、语义和背后的背景,实际上不是在那里欣赏诗。”(《诗经点醒》p.90)关于此点,其实2011年在成都市图书馆一开始讲,他就明确了:“所以我的讲座,也比较地倾向于为大家讲解,讲解的成分要多于欣赏的成分,主要还是帮助大家了解中国古代典籍,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真相,还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这和纯欣赏诗,比如唐诗以后的很多中国古诗,是有很大的不同。”(《流沙河讲诗经》p.6)。不要小看这些地方的提醒,这是解读《诗经现场》、《流沙河讲诗经》、《诗经点醒》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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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了的饥饿艺术家被一个马戏团接收,分配在游客过道的笼子里。这过道通向热门的动物表演,虽然会有很多观众经过,但几乎碰不见对他感兴趣的,久而久之,整个马戏团都忘记了饥饿艺术家的存在。他就一个人孤独地挨着饿,不知过了多久,因为再也没有人为他计算天数。直到一天,马戏团管事的不经意间瞥到一个空荡荡的笼子,用杆子挑起里面的腐草,才辩认出形容枯槁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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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庄园》

澳门新葡亰赌全部网址,“你一直不吃东西?”管事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像《诗经》早期存留的时代,写作非常不便,如今通常意义上的纸笔都没有。秦始皇一天批阅奏章达120斤,他身边的有些工作人员在某种意义上形同干体力活。待秦始皇毁《诗经》的时候,想保存的人就得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诗经》用竹简来书(刻)写,其重量不便于携带,其体积不便于保存。故《诗经》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自然有传承文化的现实目的,但风险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虽然《诗经》大多并非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但我想在文字意思基本理顺,于社会风气及其相关制度等方面稍有了解,且逻辑自洽的情况下,并非没有人们自圆其说的空间。好的诗歌既根植于那个时代那样的作者,但又有超越性,不被彼时所辖制。就像李白的诗歌,你了解唐代的情形与他的身世,固然可以增加你对他的理解,若是不知道,也不妨碍你理解“黄河之水天上来”。

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

“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但问题在于,要理解像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唐代“卧底记者”,就没有像理解李白那样方便,对《诗经》的理解大体亦应作如是观。如《蒹葭》,你把他理解成一首纯粹的爱情诗,也算是一种解释,也说得过去,因为诗无达诂。但如果要把它解释更为周全圆范,那么引入“诗经现场”,从“侦探破案”进入诗歌,可能是更有趣的一种做法。

(Sherlock Holmes pub)

“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回答得很迁就。

就像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本有对人性的幽暗有多方面的展示,但还是有人觉得需要有新新闻主义小说出来,以使小说本身有更多的现场感,如卡波特的《冷血》等。同时小说虽有“欲知后世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疑效果,但还是镇不住有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依旧不过瘾,应该有像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劳伦斯·布洛克等这样的职业侦探小说家来“横行天下”,才能满足读者自己过侦探瘾的好奇心。读诗歌何尝不是如此呢?

提到伦敦,许多侦探小说和卷福的粉丝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会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位于贝克街的住所。实际上,除了贝克街之外,这间位于伦敦的诺桑伯兰街(Northumberland
Street)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除了提供传统英式酒吧饮食之外,这里还有对柯南道尔原著中福尔摩斯的房间和客厅忠实完整的还原。

“但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又说,“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唯恐对方漏听了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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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写道:“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依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二、如何回到现场

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外貌。

相比《变形记》,《饥饿艺术家》是个更容易被理解,也很容易被误解的故事。毫无疑问,“饥饿艺术家”就是虚构世界中的卡夫卡,饥饿表演是写作艺术的指代,而普通的食物则象征写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于是,这故事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卡夫卡“艺术高于生活”的一个宣言,再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绝食简直不仅仅是行为艺术,更是道德苦修了。毕竟,作家不都是这样高风亮节的吗?卡夫卡却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作家,他说,“你们不应该赞赏我,我只能挨饿,是因为我找不到喜欢吃的食物,如果能找到,我也愿意与你们一起吃个痛快。”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可能,我也想正常生活,可是做不到。

读诗回到现场,虽然是流沙河先生在2011年左右明确提出来的,但与他这样的提倡相类的做法,则早已是古以有之,如宋人王应麟《诗地理考》等。今人陈正祥《诗的地理》、马吉照《河北唐诗地理研究》等,于此也着了先鞭。当然更为“过分的”是台湾学者简锦松的古诗“现地研究”,他写有《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唐诗现地研究》、《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等。他从用指标针、标杆、测绳等“老旧”工具开始,到现在动用GPS定位系统、GooglenEarthpro卫星地图、数位拍摄结合,复以百多年前日本刺探中国的军用地图,再加上把古代的天象、历算、城市、水文、官制、邮驿、度量、营造等跨学科知识熔为一炉,故他的“现地研究”别具一格。拿他的话来说,如今他的研究是充分利用五大新工具来完成以前别人不曾做过的事:一是便利的现代旅行,二是古籍大量电子化的优势,三是GPS定位技术、数位影像化、GIS分析功能等新技术,四是运用天文软体(如StarryNight、Stellarium),五是地图数化技术。(简锦松《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pp.10-12,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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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是文学爱好者中常见的幻想。事实不是这样。福楼拜就是个极好的反例。

公元759年底杜甫从甘肃秦州到同谷,再由同谷到成都的路线,很多人注意过且研究过,但真正实地去勘探过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无论是写《访古学诗万里行》的萧涤非,还是写《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的赖瑞和,都远没有达到简锦松这样穷搜实勘的地步。我读了《以现地法计算——杜甫入蜀计程》一文,深叹其考索细大不捐,穷根究底,以致于用《成都府》一诗来计算杜甫到达成都的时间以及当天的月象。不过,这对杜甫彼时的心情是否有帮助,那就要看你个人的修养储备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增长知识,也可以增加“老杜不我欺也”的成就感,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对诗本身的理解,大约还是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

酒吧内对福尔摩斯房间的还原。

表面上看,福楼拜是个非常典型的“文艺青年”式的作家。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隐居者,住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塞纳河畔,写作时,除了一两个朋友,不与任何人交往。他又是个愤世嫉俗者,几乎其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平庸又猥琐。同时又极有才华,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文体家,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奠基人。据说,他还擅长在用词的同时考虑语音效果,使句子给人以快速或者缓慢、倦怠或者紧张的感觉,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表达出任何情绪状态。简直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换言之,这样的“现地研究”受制于很多因素,有很强的排他性,但这样是否回到了“古诗现场”了呢?效果有多大还有待检验。除了读者读了诗后,要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人生阅历诸方面的储备,来进行合理的想像外,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的结合,并且深深体会诗人彼时的遭际与诗歌体现出来的情感,或许才能为更好地理解诗歌打下一定的基础。与前述简锦松那些“回到现场”的努力,流沙河先生更多使用文字音韵,以及文化地理方面的知识,再加上民俗风气的考索,来使得回到“诗经现场”成为一种可能。

要看完福尔摩斯的探案全集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过,若是想品味一下其中经典的话,企鹅已经贴心地为你准备了一部精装布面经典选集《夏洛克·福尔摩斯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不论你是想回味福尔摩斯的著名案件,还是想要开始探索侦探世界的旅程,这本书中的“斑点带子案”、“波西米亚丑闻”和“银色马”等经典故事都会是你的不二之选。

但另一方面,福楼拜的离群索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12岁起就饱受癫痫病的折磨,才离不开乡间的新鲜空气与亲人的照顾(当时的医学水平就这样,新鲜空气与闲适心情往往是有钱人重病时唯一的救命稻草)。生理病痛限制了福楼拜所能选择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所以他决定以小说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另一方面福楼拜的家族十分富有,这让他可以安心地为了尊严而非温饱写作)。福楼拜的才华自然货真价实,但毛姆却提出了个有趣的问题,他发现,在《包法利夫人》这部长达500页的“写实”小说中出现了无数人物,然而“除主要人物之一拉里耶尔博外,其余的全都不可救药。他们不是卑劣就是平庸,不是愚蠢就是粗暴。这样的人世上确实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市镇上(尽管它很小),竟会找不到一个明智、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也就是说,福楼拜式的愤世嫉俗,有时难免超越了写实的界限,而多多少少演变为恶意的丑化,起因或许是下意识的嫉妒:凭什么你们这些庸人能幸福生活,而我这样的才子却要受病痛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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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离群索居、终身未娶、愤世嫉俗、才华横溢,但这并不意味他真心排斥“日常生活”。恰恰相反,每年都有几个月,福楼拜会前往巴黎,参与文人社交圈的活动,他是文人圈交际花露易斯·高莱特最有名的情人之一,尽管由于福楼拜自身的缘故,两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有一次,福楼拜的侄女卡罗琳·考曼维尔带福楼拜看望了一个已婚的朋友,那朋友一家人丁众多,之后他懊悔又羡慕地说:“他们活得很实在。”我只能十分勉强地解释“实在”在此处的意思:智力与虚构的快感很好,美妙的辞藻与音节也很好,但这些好却无法代替日常的现实生活带来的踏实感。依照《包法利夫人》中的“平民善恶比”,那一家朋友如果被福楼拜写进小说,或许会呈现出十分可信的庸俗与猥琐;但实际上,福楼拜对他们不无羡慕之情。不过福楼拜命中注定无缘平常生活,因为他太聪明,又有癫痫病。所以实际上,不是福楼拜排斥了平常生活,而是平常生活排斥了他,才造就了一名伟大作家。

流沙河,摄影:方正

《夏洛克·福尔摩斯历险记》

福楼拜是卡夫卡的文学英雄。卡夫卡几乎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不公开的日记、书信与草稿。这感情既来自于对创作的共同热爱,又多少掺杂着对“被生活所斥”的同病相怜。但两人又不一样,福楼拜是因为天生病体而无缘在花花世界有一番作为;卡夫卡对生活的疏离则更加“主观”,他并不讨厌生活,但他恐惧生活。在名作《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

以前把《关睢》一诗要么说成是表达后妃之德,要么说是反应劳动人民的诗歌,这首诗“它的现场在哪儿?现场在一条河边上,下游那边,有渔夫,几个渔夫几只船,放了一大群鱼老鸦,站在江边,呱呱呱地叫,捉鱼”(《诗经点醒》p.10)。而采荇菜则是一种既可以拿来祭祀祖先,又可以促成男女相亲的民俗活动。而《汉广》与《蒹葭》二诗联袂来讲,前者为纪念汉水女神,沙河师认为甚至后世湖北到四川放河灯的习俗都是由此而来,后者则是悼念溺水而亡的冯夷,两者都与民俗活动很深的关联。这样的纪念与端午节纪念屈原并不分别,只是这样的纪念活动失传了,故很难理解这两首诗本身。在流沙河先生看来,《蒹葭》不是一首情诗,男女相爱的确很美好,“但真相不是这样的,真相更真实,但是不一定那样美好”(同上p.35)。一如王国维先生早年读哲学习文学所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转引自王宗乐《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p.5,香港文昌书局1976年版)

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 station)

“在我的信念中,结婚、成家、接受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支撑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引导,是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

学者史杰鹏在解释《蒹葭》一诗时说:“我总怀疑,这个家伙是碰到了女鬼,但他是个诗人,于是把自己的遭遇写了出来,意境铺陈得特别美好,迎合了人内心深处杳渺、若有若无的理想,于是流传千古。它像谁的诗呢?意境有点像李贺,但整个地氛又像李商隐。他写的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情绪。”(《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p.52,北京十月出版社2018年5月版)其实他这个说法,是变相承认这首诗若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有些地方不一定解释得通。好在把它当作一首诗时,他自圆其说的能力是高明的:“而情绪正是文学的真谛,情感不是。”就像流沙河先生否认这首诗一直以来的两种主题解释——一为隐士,二为爱情——隐士藏来藏去搞得很累,爱情来去近乎不可捉摸,正是类同于“碰到了女鬼”,故他认为这首诗是悼念冯夷溺水而亡这个失传的民俗活动。

《哈利·波特》系列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虽然著名,但国王十字车站与英国文学的联系却远远不止于此。著名英国诗人和小说家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歌《降灵节婚礼》(“Whitsun
Weddings”)就是从他开往国王十字车站的火车旅途中获得的灵感。这首诗的最后几行就被刻在了车站里以示对于这位伟大诗人的纪念,距离游客疯狂拍照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只有几米的距离。

这段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福楼拜口中的“活得实在”,然而,卡夫卡自己却无法“活得实在”,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更别谈给后代什么引导了。其原因就在于卡夫卡认为这是个“不安定”的世界,而他恐惧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卡夫卡能做的,只有躲进“文学”这个自己能掌控的世界,去描绘那个“不安定”,只是无论怎么描绘,文学都不能带给他最终的“安定”。而当文学越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定,他就越离不开文学。卡夫卡在一封信中说:“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了文学外我什么都不是。”接着,他讲了个故事,故事中的僧侣擅长唱歌,歌喉优美动听,吸引了周围每一双耳朵,每一颗心,直到另一个僧侣出现。新僧侣说这动听的歌声是魔鬼的伎俩,而驱魔是他的志业。话音刚落,那只是因为着魔才具有活力的身躯倒了下去并立即开始腐烂。卡夫卡写道:“我与文学的关系与这个故事相似,只是我的文学不像那位僧侣的声音那样甜蜜。”

三、取诸日常物事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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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卡夫卡来说是个庇护所,是他面对生活的“不安定”时能稍稍躲起来的地方。卡夫卡深知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并没有太大的道理,更多的是种软弱,所以“躲藏”成为他笔下屡次被使用的意向。甚至当收到未婚妻的逼婚信时,他也要“躲藏”一番:“我寻找一件能让我钻进去的家什。我毫无知觉地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祈祷,希望这封信中呼啸着闯进来的你重新从窗子里飞出去,我不能将暴风留在屋子里呀。”而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表演时用的铁笼则是避难所的象征,所以就算表演已超过了四十天的期限,他仍不情愿走出插满鲜花的铁门。据说“有些鸟儿是笼子关不住的”,但也有另外一些鸟,并不擅长应对整片天空,给它一个笼子就够了,卡夫卡就是这种鸟。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笼子,卡夫卡会不会硬着头皮起飞呢?这答案,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诗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要让现代人明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做到这点,当然不能如孟子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为“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贤者在这里不是道德判断,而是求真能力与做学问的才华。如此看来,流沙河先生是当得起这样的称誉的。

车站里刻有拉金的《降灵节婚礼》节选的石板。

《变形记》里,大甲虫格利高尔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用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他知道如果飞出去,或许就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舒畅,甚至有机会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但是他不敢飞出去,他宁愿待在熟悉的阴暗的小屋里,背上嵌着致命的苹果,就这样死去。他的尸体对有些人来说惊心动魄,对另一些人则不值一提。

具体说到在日常物事里“以其昭昭”而“使人昭昭”的方法,于流沙河先生的讲座与写作中是不少的。如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例证来譬比,讲《常棣》里的“脊令”,你无论怎样科学地讲它属鸟里的哪一种,要让人明白,都不是太容易,但他谓蜀人称之为“点水雀”,一下子大家都明白了。一般说来,大家都在其间“游泳”的“语言”河流,若不经提醒,“百姓日用而不知”,但一经说破,真能达到“点”而“醒”之,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此前提过流沙河讲庄子的“散焉者”(今川人谓“散眼子”)、“信德厚矼”之“矼”,今川人仍说一个人耿直谓之“直矼矼”,这样的例证为数不少。

这首著名的诗也被收录在了企鹅非常富有独创性的一本诗集——《铁路之歌》(Railway
Rhymes)——当中。这是首个与铁路相关的诗歌合集,按照主题划分成四部分。除了拉金的诗之外,这本书还包括了其他的著名诗歌,如W.
H. 奥登(W. H. Auden)的《夜邮》(“Night Mail”)和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郊镇远望》(“Distant View of a Provincial
Town”);除此之外,一些被大家遗忘但却同样动人的诗歌也被收录其中,例如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的《两场战争》(“Two Wars”)、帕特里夏·碧儿(Patricia
Beer)的《支线》(“The Branch Line”)等等。

style=”font-size: 16px;”>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五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class=”backword”>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这次读《流沙河讲诗经》又得两例,表彰出来以便读者明了先生运用近取诸物,讲解古奥之事的能力。《匏有苦叶》里“深则厉,浅则揭”之“厉”字,“这个‘厉’与‘砅’同音,‘砅’的意思是踩着石头过河。这是过去的一种渡河设施,就是在水里竖一溜大石头,间距很小,高出水面,供人踩在它上面过河,称为‘跳蹬’。我们成都有个地名叫‘跳蹬河’,原来那里就有‘跳蹬’”(p.30)。成都称“跳蹬”,我老家叫做“石步儿”。这样讲一个字,让成都以及四川的听者会终身难忘。就是他地的人,也会找到相应的称呼来理解这个看上去抽象的“厉”字,使听众和读者明白,古诗文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是相关的,并非躺在停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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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这首诗因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读的人非常多。不仅老师有讲解,也看过不少分析,不过还是先生的解说令我解颐。如“三岁贯女”这个“贯”字,一般都说宠坏了,这解释不能说有错,但对学生来说记不住,理解不深。“这个‘贯’字就是我们说的‘惯适’,郑玄为这首诗作注,就说明‘贯者,适也。’”(p.70)四川人看到这里,会心一笑,原来如此,因为“惯适”这词至今仍在我们生活中常用。比如我们说某人溺爱小孩,就说某人把他惯适成那个样子,实在愚蠢。方言土语中有些越土的可能越典雅,如四川乐山话说“一块人”之“块”,与荀子的“块然独立天地间”(《性恶》),庄子“块然独立以其形立”(《应帝王》),刘琨“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答卢谌书》),难道没有那么一点整体感与孤独感在其中么?

《铁路之歌》

像这样取诸日常物事的讲解,不胜枚举。《斯干》里的“秩秩斯干”之“干”字,“干就是间,房间的量词,一间房、两间房的‘间’,我们四川人不是到现在都还读gan吗?就是古音”(《流沙河讲诗经》p.153)。四川人吃饭说的“冒儿头”,可以在《诗经》《大东》一诗里找到祖述的来源,“‘饛’读音meng,是形容词,食物盛满器皿的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冒’”(同上p.171)。“毛病”一词似乎大家都知道,但知其所以然者并不多。在解释《四月》里的“乱离瘼矣”,流沙河先生说:“瘼者,病也;我们现在说‘毛病’了,就是‘瘼病’的音讹。”(同上p.180)

亚特兰蒂斯书店(Atlantis bookshop)

如毛毛雨,似乎大家都知道,但要说出个子曰来,殊非易事。对于《信南山》一诗里的“益之以霡霂”,他说:“霡霂者,小雨也,读音mai
mu,我们经常说的‘毛毛雨’,就是‘霡霂雨’。后来因为我们弄不清楚‘霡霂’这两个字,按照读音就写成‘毛毛’,毛毛雨下的不是毛,而是蒙蒙细雨,就是‘霡霂’”。在解释完“霡霂”二字后,他来了个近乎方法论上的总结:“所以,《诗经》中有些看似极深奥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浅显的日常用语,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意识到而已。”(同上p.191)

对于爱书人来说,哪里还有比书店更好的去处呢?除了像失落的王国里的珍宝般丰富多彩的书籍之外,这个名为“亚特兰蒂斯”的书店里还有独特的真·壁炉和扶手椅,满足你对于阅读的终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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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摄影:方正

亚特兰蒂斯书店内部。© Spitalfields
Life

2018年8月4日起笔,中辍

和现在的读者一样,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当年也经常到这个书店寻找他挚爱的书籍。企鹅的Modern
Classics系列也出版了这位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诗人的作品选集,《叶芝诗选》(W.
B. Yeats: Selected
Poems)。为了让读者对于叶芝的写作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这本诗即不仅收录了他的著名诗作,还将他的许多同样精彩但却不为人知的诗歌以及他的诗歌戏剧作品选入其中,如《莪相的漫游》(The
Wanderings of
Oisin);对于一些著名作品,这本诗集则提供了与知名版本不同的其他版本,展示了叶芝不断写作与修改的过程。

8月17至19日晚续写就,20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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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

《叶芝诗选》

《诗经点醒》

老贝利(The Old Bailey)

千万观众追捧的“大家”

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是位于英国伦敦的法院,人们多据其所在街道称其为“老贝利”(Old
Bailey),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大刑事案件,旁边就是新门监狱(Newgate
Gaol)。

十场颠覆性的深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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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有趣,画龙点睛

经过多次重建,如今的老贝利。

把《诗经》点醒,把读者点醒

法庭又是怎样和文学扯上关系的呢?其实,老贝利也曾负责对于有“有伤风化”的书籍封禁与审判。1960年,企鹅由于出版了D.
H. 劳伦斯颇富争议性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被告上法庭,审判就在老贝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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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编辑,整理丨橘子 Ξ 图 | 网络

虽然当年被列为禁书之一,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了有着最高阅读量的书籍之一了。主人公查泰莱夫人对于自己毫无激情的婚姻非常不满,而她由于一战致残的丈夫也鼓励她去和身份地位相当的人交往。然而,查泰来夫人对于上流社会的翩翩公子毫无兴趣,却为她丈夫的猎场看守人倾心。这本书的Penguin
Classics版本选用了剑桥大学修复的版本,并包含领域专家的介绍与时间线,揭示了这些风流韵事背后体现的一战对于英国社会道德认知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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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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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和伦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代主义作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了。在英格兰国家肖像馆的31号房间,你能看到1931年伍尔芙的雕塑家朋友Stephen
Tomlin为她所做的半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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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家肖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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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的半身像。©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伍尔芙的作品中,与伦敦和一战有着最直接、最明显的联系的莫过于她的《达洛威夫人》(Mrs
Dalloway)这本小说了。运用了多声性、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这本书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看似疏离实则息息相关的联系,不论是养尊处优的贵妇克拉丽莎·达洛威,还是在一战中遭受炮弹休克症折磨的退伍军人赛普蒂默斯·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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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洛威夫人》

塔尔伯特院(Talbot Yard)

位于伦敦桥的盖斯医院(Guy’s
Hospital)背后,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小巷对于英国文学而言实则意义重大。在英国中世纪著名作家、诗人、哲学家、炼金术士及天文学家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朝圣者们正是在这里的塔巴客栈(Tabard
Inn)相遇并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这些奇闻轶事,或浪漫,或滑稽,或讽刺,反映了当时各路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中世纪英国社会的多样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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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尔伯特院巷中纪念乔叟的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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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时的塔巴客栈。© Historic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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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故事集》

圣潘克拉斯老教堂

(St Pancras Old Church)

这是一座英国圣公会教堂,位于伦敦卡姆登区的潘克拉斯路,是英国最古老的基督教礼拜地点之一,并以其独特的墓园闻名:与较为零散的大多数英国墓园不同,在一棵白蜡树的周围呈同心圆结构紧密地排列着许多墓碑。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为了给铁路足够的铺设空间所做出的妥协。而当负责监督完成这项任务的年轻建筑师正是之后的著名小说家和诗人——《苔丝》的作者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这棵树也因此被叫做“托马斯·哈代树”(Thomas Hard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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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哈代树”的奇怪景观。

除了大家熟知的悲剧《德伯家的苔丝》之外,哈代的著名作品还包括《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归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等等,以及揭示小人物生活,却由于对维多利亚社会和婚姻关系的辛辣批评而断送了哈代的小说家生涯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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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部分作品一览。

大奥蒙德街医院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著名童话形象彼得·潘的创造人,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于1929年将《彼得·潘》(Peter
Pan)的收益权捐赠给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接收之后所有相关的版权收入。为了纪念巴利的善举,大奥蒙德医院在门口树立了彼得和奇妙仙子的雕像,并为游客提供彼得·潘相关纪念品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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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口彼得·潘与奇妙仙子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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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潘》

君向何方酒店(Quo Vadis)

当年马克思作为政治流亡者在伦敦居住时就曾住在这座酒店的楼上。虽然现在窗明几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记录,当时这里的环境无比肮脏。实际上,马克思对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亲身体悟也为他对于资产主义剥削本质的批判提供了切实证据,为他写作《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确定了坚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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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伦敦居所上的纪念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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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经典小黑书系列中的《共产党宣言》。

有这份指南在手,下次来到伦敦的时候,别忘了去造访一下这些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点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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