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什么才是长久的婚姻,1句话就讲明白了!

原标题:人间观察一场,我爱低俗追星 | 别的女孩

原标题:周艾若:我的父亲周扬

为什么晚上的天空这么黑?

编者按:今天头条文章的作者和
周二文章的作者一样是 CP
粉,文章的开头和周二的也很有趣的照应着:同样的刷 CP
惯例,一个为了醒来,一个为了入睡
—— 说对男性偶像/人物的#female gaze#
帮我们面对漫漫长日/夜,一点都不夸张。今天文章的语境是追星(次条也是)。在最近几日关于
“少年娘则xxx” 的热点下,这篇文章看 “娘” 的角度也很有趣味。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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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是因为太阳把天晒黑了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一早睡醒,我照例摸出手机点进微博,刷起
“悄悄关注” 分组。分组列表里的 id
不足十个,却是我日常为投票、打榜、掐架、反黑而秃头的追星日子里的快乐源泉。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主播:海阳

然而今天分组画风不太对,摸清原委后得知,原来是我悄悄关注的
“X性恋”(化名)博主被自家反黑站挂了,导致大批粉丝前来举报投诉。我不禁哑然失笑,心想这一天果然来了。毕竟没在反黑站出过道,简直不配为一个
“逆苏粉”呀。

以下是他的口述——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海阳现场秀,我是海阳。一整天了,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感谢恩师、回忆读书时的青葱岁月。看着大家发的内容,我也想起了以前上学时候的事儿,我依然记得老师曾经批评过我的话:长得那么好看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我这就来翻译一下。“正苏”“逆苏”这组相对的概念,首先要从 “苏” 字谈起。“苏” 是从
“玛丽苏” 一词中分离出来的,“玛丽苏”
最早则来源于美国《星际迷航》电视剧粉丝圈的同人小说《一个迷航粉的故事》。作者用主角玛丽·苏大开外挂来讽刺同人文学中的过度自我代入和意淫。如今
“玛丽苏”
一词早已出圈,泛指二次元三次元中夸张自恋、万能万人迷的女性角色,后来又派生出
“汤姆苏” or “杰克苏” 来指代类似的男性角色。再衍生开去,简化为 “苏”
来做动词、名词或形容词使用。

上海记忆

互动: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因为什么事情批评过你?

关于 “正苏” 与 “逆苏”
该如何来释义,我试图在搜索引擎中找一个严谨的说法,但是发现大家的解释都统一的直白:正苏就是想被他上,而逆苏就是上他或者看他被上。这两个词广泛出现在男性明星的粉圈中,用来定义趣向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的粉丝。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现在回想起上学时候的事儿,总觉得格外有趣。大家都知道,学生在上了高中以后,就会根据各自擅长的方面进行分科,到了大学分的更是细致,正所谓是各有所长。

无论是 “被他上” 还是
“他被上”,显然都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然而,在当下整个文化背景和舆论背景下,“被他上”
的幻想似乎天然占领道德高地
,毕竟无论海内外,“笔直”
的男明星都要走得更顺畅一些。所以逆苏粉对于国内男明星的粉群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把爱豆当男朋友当儿子的
“女友粉” 和 “妈妈粉” 才是圈内主流。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理科生有系统的科学素养和钻研能力,工科生有正确的方法论和可靠的工程能力,文科生有……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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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在很多人眼里,男人在一段感情中总是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也有很多帽子扣在了我们男人头上,比如“花心”比如“喜新厌旧”,再比如最近跟着宫斗戏火起来的新词儿“大猪蹄子”。

追星的粉丝可以扮演的角色很多
图源见水印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可是感情的事,不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更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工作室都在聊如果你是女皇帝,你难道不是大猪蹄子的话题,中午,我跟小艾一边重刷甄嬛传一边瞎贫。

但是变化也悄然发生着。倒推五年八年,我们可能无法想象粉丝中会有一群人以肖想自己的男性爱豆被上为乐趣,而如今,腐文化已经由圈地自萌的小众悄然向三次元娱乐圈渗透:耽美类文学作品影视化近几年屡见不鲜,从大火然后光速被禁的《上瘾》到近段时间
“兄弟情”
席卷网络然而依然逃脱不了下架命运的《镇魂》,这类影视作品似乎总是
“在劫难逃”,但其井喷的话题度和火热的粉圈现象都不容小觑。另一方面,饱受诟病的男明星
“鲜肉” 化,也有意无意中迎合了腐文化的需求,满足 “逆苏” 们的口味。当然
“逆苏”
们的口味不尽相同,有的热爱清瘦白皙的少年,有的热爱肌肉发达的大奶汉子,有的热爱老弱病残……共性大概就只有 —— “艹哭他”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比如看到甄嬛眉庄姐妹一同承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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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我说:“你想想啊。你要是皇帝,刘昊然和王俊凯,你是不是必须雨露均沾?你会因为林俊杰和张艺兴关系好就放过他们吗?是不是最好要一起进宫封妃成就一段佳话!”

耽美小说翻拍的网剧《镇魂》,台词求生欲很强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小艾:“……呃…好像是…”

虽然 “逆苏”
群众不少,但是其活跃的平台却是很局限的。Lofter 和 B
站是主要的产粮及分享平台,至于同好交流的话,大部分逆苏粉会选择 QQ
群、微信群等比较密闭的方式。粉圈主体对 “逆苏” 还是避之不及的,怕偶像被
“娘化” “gay 化”,一旦形成固定形象,难免影响其星途。
所以,粉丝群众的大本营微博,对逆苏群体并不友好。在微博上带大名公然逆苏的话,则会发生本文开头那一幕,被举报删博是最正常的处理结果。

我的母亲

#比如看到华妃推眉庄下水#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逆苏”
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当一位女粉丝在想象她的男偶像被人上的时候,她究竟在想象什么?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说:“你想想啊,你要是皇帝,周渝民推白敬亭下水,都是为了讨你欢心,最后白敬亭没啥事,你会怪罪周渝民吗?是不是想想也就算啦?”

作为一个本质逆苏,说实话我从其中得到的快感确实是单纯舔屏、追现场、买代言、欣赏作品等其他追星行为无法相比的。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小艾:“…好像是…对不起小白我晋你为敬妃!!!还会多去你宫里几趟…”

从初中时的选秀节目开始追星,我的青春期甚至青年期都是在各圈爬墙中度过的。可以说,我并没有很热切地希望见到偶像本人,甚至很有点逃避的意思,因为总觉得那种物理距离的拉近会击碎很多幻想。有时候不免反思,我自己,甚至每一个追星的人,追逐的都不是那个三次元的实体。明星被展示出来,他身上有千百万个侧面,我们选取角度去观察,从结果中去筛选,然后把一个个碎片拼凑成符合自己口味的形象。正因为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虚无的人,所以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去投射种种欲望。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比如看到叶澜依冷冷淡淡只喜欢猫,皇上也依然宠她#

入腐是这两年的事,虽然起步晚但是我车速很快。最开始尝试在
lofter
上看同人西皮(CP)文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男男要怎么做爱,被一些文笔较差描写朦胧的作者搞得云里雾里。尽管这些
“粮食”
食用体验较差,但是我发现男男小黄文治好了我对黄色文学的尴尬症。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我说:“你想想啊,你要是皇帝,胡歌不搭理你,只搭理猫,你会降他位份苛责于他吗?”

说来惭愧,在青春期我看过地摊色情文学,也尝试过观赏
AV,但是从中并没有体会到什么快感,反而有种羞耻挥之不去。可能无所不在的
“男性凝视”让我不自觉地身处被观看的位置,我会暗暗把小说中对女性的外貌描写甚至性器官描写和自己进行比较。面对赤裸裸的性交画面时,我深知那个在电脑屏幕里呻吟的女主角不是我,但是那种被摆布被玩弄的感觉我却切实感受着。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小艾:“…他爱干啥干啥!!!我给他买一紫禁城的猫!!”

而当我接触男男西皮,开始阅读同人文,开始翻墙看
GV 后,心理上的快感迅速瓦解了我的羞耻。当两个主角都变成男性,我就可以安然置身事外了,他们的器官我没有,他们的做爱方式我办不到,所以一切仿佛有了生殖隔离,我变得无比安全。我大可以放肆欣赏他们的肉体 ——
人鱼线、屁股、性器官……就像宅男欣赏偶像一样获得单纯的视觉刺激。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刻意追求这种低俗趣味,就像去吃垃圾食品一样,在自我劣化的过程中升腾起下坠的满足感和自由。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比如看到淳儿小小年纪也成了妃子#

当然,逆苏一个男明星和看 GV
还是不太一样,前者只能依托同人作品去想象,所以得到的几乎都是
“颅内高潮”。想来我自己从未逆苏过哪个身边的男性,可能因为既然都是 “想象”
了,那么寄托的肉体起码要美。娱乐行业里陈列着不同型号的人类精品,我能徜徉其间找到自己适配自己幻想的那个人,然后去欣赏他消费他。他可能知道自己被观众消费着,但是未必知道他在我脑子里被上了无数次。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我说:“你想想,十四岁的吴磊送进宫里你要不要?”

而被我安置在悄悄关注的逆苏粉们,相同的 G
点让我觉得自己甚至在和 TA 们隔空起舞,不过我并没有试图去融入 TA
们的群体。如果我始终保持一个旁观的角度,那么我挑选的范围和自由度都会更大一些。在没有快感需求的时候,我还可以在明星身上寄托更多的东西,比如对专业素养的要求,对美丽皮囊的欣赏,对行业现状的窥探……我的微博首页这种
“正经” 追星族才是真正的大多数,TA
们有着不同的名字:战斗粉、氪金粉、彩虹屁博主、产粮太太、前线大大……这是粉圈更常见的面目。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做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小艾:“……留下!!!!!!”

在追国产明星之前,我对这种 “工种细化”
的体会还不明显。然而,粉了一个国内流量之后,不必深入粉圈内部,我就已经切身感知着圈子规则的裹挟了。记得有一次,我转发了一条爱豆的微博然后说这个视频里他长得好像
XXX 呀,然后几分钟后就有 XXX 的粉丝赶来转发我的微博嘲讽我 “碰瓷”
到他家广场,我这才知道原来微博上搜索一位明星的大名显示出来的界面叫做
“广场”,这个 “广场”
是路人的第一观感,所以不容玷污,如有必要粉丝还会组织刷大量美图来
“洗广场”,而我这种擅自把两个明星扯在一起比较上了人家广场的
ky(ky:不合时宜,不会读空气)行为,被转发警告也属于常规操作。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比如看到端妃齐妃年纪很大还留于宫中,并且生活优渥#

自那以后我就默默遵守着提及其他明星名字一律缩写的规矩,并且也习惯了自家战斗粉点艹黑子和
ky 的行为。首页的粉丝们一派喧嚣,但是都各司其职地运转着,“职”
或许不是主动去选择的,但是大家都扮演得很好,身处其中的人只要按照规则都能安然自处。我自然也不例外,花痴投票轮博控评是必须做的,脑子里暗暗艹偶像也是不能少的。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我说:“你想想,如果余文乐伺候了你一辈子,现在老了,像赵本山了。你会把他赶出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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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坛甘草梅

小艾:“……朕岂是那无情之人!!!”

明星反黑组日常举报任务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我:“那现在你说说,你是不是大猪蹄子???”

不少人抨击明星昂贵,贵得远超过他们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价值。如果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明星的价值不妨理解为凝结在他们身上的无差别的精力与爱意。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小艾:“什么蹄不蹄的?扶朕上马!朕这就去一统四海八荒!”

星的价格水涨船高,而我的日子逃去如飞。就像歌词写的
“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如果热情消失了,那我爬个墙就能找到新的爱情,享受快感、寻求认同、或者打发时间……偶像是一面风月宝鉴,照出我自己的欲望,也照出人间的多种形态。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宣泄她的绝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在婚姻当中,男女思维方式不一样,男人是直线思维,凡事都要找到个直线因果,否则就难以理解。女人是结构化思维,看似毫无逻辑,其实严谨而缜密,以爱为中心,关联着生活的每个小细节,籍以衡量男人对自己的感情。

我很感激这世上有这么多人用自己的肉体灵魂给追星女孩供奉养料,让我们可以爱得无私,爱得下流。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但男女相同的却是当初因为彼此的青睐才决定展开一段感情,所以互相信任,相互理解,才是婚姻最好的保鲜剂。

//编辑:Alexwood, 潘浮力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婚姻中,最忌讳的就是心理失衡,一旦心理失衡而不做调整,离感情破裂就不远了。长久的婚姻,就是你气得我跳脚,想想你的好,也便一笑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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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感情处处可见。昨天晚饭后,我在楼下遛弯,看见一老爷子推着轮椅在广场上转圈,我也是闲着无聊,问老爷子为啥推着轮椅,是腿脚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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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老爷子说,等老太婆跳好广场舞累了,好推她回家……

责任编辑: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大家可能看到了,我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有规律了,都开始饭后遛弯儿了!其实自从健身开始,我的饮食习惯就变了。以前吃零食都是直接吃,现在要先看一下热量表,如果热量太高,就放冰箱冰下再吃。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后来我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而且现在我吃饭,非常注重每餐的质量。基本早饭吃饱吃好,晚饭少吃或者不吃。今天早晨,我去买早餐回家吃,点餐的时候实在太饿,不小心点得有点多。下单的小哥问:“你是一个人吃么?”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我心想要是说一个人吃的话肯定会被嘲笑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啊。于是回答说:“是两个人吃的。”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然后下单小哥说:“哟,两个人吃这么多啊?”

“文艺沙皇”

我……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最近这几天晚上我总失眠,总结自己失眠的原因,不外乎三个:1,没吃饱;2,吃太饱;3,在想自己吃没吃饱。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有点儿神经衰弱,睡眠浅,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容易醒。朋友听说了我情况,推荐我晚上戴个眼罩睡觉。于是我赶时髦买了一个,今天早晨到货了,说真的,以前我没用过这么洋气得玩意儿!下午在办公室睡觉的时候,我昨激动得带上睡了!刚刚醒了!我一睁眼还以为我瞎了!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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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责任编辑: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六十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他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无论是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的,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得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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