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赵葆华 :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哪儿 | 艺术讲堂

原标题:为什么要学高氧潜水Nitrox?潜得更深还是更久?

原标题:趣学 |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为谁而作?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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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2017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已高达559.11亿元,中国拥有的电影银幕量已超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约占全球15万块银幕总量的三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一。

文/Skin Diver Magazine
出处/潜水易购网

我的母亲林徽因

在与好莱坞大片以及全球电影市场的对抗与博弈中,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机遇。然而与此相伴的,却也有对市场效应、娱乐精神过分倚重,“缺少对时代以及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的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认知”,缺少黄钟大吕之作、振聋发聩之作、经典风范之作等问题。

你还记得在上OPEN
WATER时,教练可能在讨论减压理论,在介绍专长潜水课程时会提到高氧 (NITROX)
这个专有名词吗? 到底什么是高氧潜水? 用高氧潜水又有什么好处?
今天的Q&A就简单介绍一下NITROX潜水。

梁从诫

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来自哪里?提高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期微信为大家带来了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为本报特别撰写的评述文章。从对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反思与分析中,作者试图找到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者开掘的方向,那便是,向生活的深度掘进,用独特而又精良的艺术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新时代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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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现在能为她出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伤。

“艺术讲堂”主讲人 : 赵葆华

1.什么是高氧潜水?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剧作家、评论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创作影视作品近三十部。编剧作品有: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登黄山》《因为谷桂花》《你若安好》、电视剧《大地有江河》等。曾荣获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结集出书有《赵葆华剧作选》和《我的电影梦——赵葆华评论选》。多次担任金鸡奖、华表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NITROX潜水又称高氧潜水(Enriched Air
Nitrox,
EAN)。EAN是指氧气比例高於21%的混合空气,一般的空气氧气比例接近於21%,这表示混合气体的氧气比例高于21%,相对的氮气的比例就小於79%。氮的比例减低了,也就表示在同一个深度身体所吸收的氮气就减少了。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新时代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来自哪儿?

我们在休闲潜水中,对高氧最普遍的迷思是高氧可以让你潜得更深、潜得更久。但实际情形是,高氧是一种与空气相比较起来较适合浅水域潜水的气体,它可以让潜水员在相同的潜水深度比使用空气的潜水员有更长的免减压极限,降低减压病和氮麻醉发生的可能性,缩短减压时间及反复潜水的时间间隔等诸多优点。

01. 早年**

文 | 赵葆华

2.使用高氧潜水有什么好处?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我们的新时代,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用新形象承载新时代精神,助推新时代前行,助推践行伟大的中国梦。

回顾OPEN
WATER的课程,教练一再的提醒过度的吸收氮气是危险的。当身体吸收过量的氮气,可能导致身体无法在正常的上升过程中将体内过多的氮气排除时,就需要执行减压程序,但是减压潜水不是一般休闲潜水所建议的。所以使用高氧NITROX潜水,氮气的吸收量减低使潜水员能在深度极限内有更多的免减压时间,也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水中的美景和提高潜水的安全。

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林长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著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回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2001年,那时中国电影年产故事影片只有88部,全年电影票房才8.9亿人民币。2017年,中国年产故事影片数量高达798部,全国电影票房全年已达559.11亿元,其中电影《战狼2》单片票房突破56.7亿。它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生产大国,时下全球拥有银幕量15万块,美国拥有银幕40759块,中国拥有银幕已超过5万块,且以平均每天新增银幕19块的速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银幕数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应清楚地看到,电影产业迸发蓬勃活力的背后,国产电影业已成为文化领域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

作者第一次感受到NITROX的威力是於2000年於Miami的Key
West。记得那一早的船潜是一只30米的沉船,同船的潜伴有两位是使用黄绿外观的高氧气瓶。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注意,循著下潜绳到达目标深度后(约27米)时看著我的ALADIN表所显示的免减压时间为19分钟,对於那一天的高能见度及沈船带给我的震撼来说,19分钟的潜水时间是相当的有限。很快的,同行的潜水长告诉我们要缓慢上升并进行安全停留。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红海行动》

我们一群使用一般空气的潜友就慢慢上升至
5米处进行安全停留,当时的能见度很棒(大约有30米),在安全停留的深度我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艘静躺在海底的西班牙渔船,还有那两支黄绿外观的NITROX气瓶及他们摄影时所产生的闪光。那时心理那种羡慕的感觉,很难释怀。

▽童年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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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都上船后约10分钟这两位老外才上船,并且很高兴的告诉我们刚刚有一大群的JACK游过来,十分的壮观。心想如果我能够多待个10分钟,那一群壮观的JACK就不会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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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与之相伴的,是诸多我们急需认清的挑战。

3.使用高氧潜水需要什么训练?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著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O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反思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使用高氧NITROX有一些特别的安全考量,所以特殊专长的高氧潜水训练是必要的。这些课程通常是包含室内理论课程、游泳池训练及海洋实习。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中国电影,我们看到些许隐患和欠缺。中国电影当下的主要矛盾可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同国产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产生于以下现实:中国电影面临外部巨大挑战和压力。根据2012年2月“中美电影协议”,每年要进口34部好莱坞大片,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弱势出局的理念,凭着大资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来势汹汹意欲席卷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兵压境”,如果中国电影市场多数被好莱坞影片占领,中国文化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电影守土有责。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殊死对抗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崛起,但与此同时催生了一种市场生态现象: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成败论英雄。由此又生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异:过分倚重娱乐精神,以找乐本事论英雄。创作出现畸形发展,国产电影生态失衡。这种失衡可概括为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小;称其悦,是指娱乐狂欢一类电影,悦电影太多,近乎泛滥。我们缺少黄钟大吕之作、缺少振聋发聩之作、缺少经典风范之作、缺少对所处大时代的充分认知和对责任担当的充分认知。

大多数的课程也涵盖了以下标题:

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地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中国电影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业不仅仅是娱乐业,也不仅仅是技术工业,而是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更是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据此我们认定,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唯有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才能确保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比拼当中获得良性可持续发展,才能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中国电影的时代使命:建设文化强国,助推践行伟大中国梦。

  1. 什么是NITROX?

  2. NITROX生理学

  3. NITROX潜水的装备

  4. 计划NITROX潜水

▽少女林徽因

核心竞争力来自人物精神

教材也提供异于一般空气计算的NITROX减压表,使潜水员能够计算最大潜水深度及免减压时间,并了解如何使用氧分析仪表,让潜水员能够测量气瓶内实际氧浓度,准确的计划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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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点是讲什么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会对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反思我们的银幕形象和银幕品格,一段时间以来,世俗品格过重,英雄品格过轻。聚焦人物塑造上,风行娱乐狂欢重口味、自我解嘲、自我调侃、自我矮化、自我轻贱。

4.使用高氧潜水,是否需要特殊的设备?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时下,写凡人小事已成为电影创作的常态,然而时下的平民书写,过分倚重世俗图景,轻慢崇高,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凡人小事就要堆砌情绪、展示人性猥琐、乐此不疲地描绘兽行兽欲、热衷于情色消费与颜值消费吗?我们不应降低审美底线,凡人小事更应当呼唤人性的高洁,对美好人生、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需要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开掘。

当您决定使用NITROX潜水时,您务必要遵照调节器製造商的说明,确定该型号的调节器是否能使用於高达40%的高氧。高含量的氧气无法与一般保养调节器的矽油相容,所以可以使用高氧调节器的O-Ring及润滑油,都必须使用特殊材质才可以排除不相容问题。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小儿小女、小魔小妖、小情小调虽也需要,但久违了的黄钟大吕与英雄书写自然会掀起热潮。《战狼2》横空出世,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影片男主人公冷锋的英雄形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匡扶正义和救危扶难,而是置于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春节档热映的影片《红海行动》表现了蛟龙突击队8名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雄行为,影片所歌颂的当代英雄提振了民心民气,呼应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诉求。

部分的调节器在出厂便使用特殊的O-Ring及润滑油,使其可使用於高达40%的高氧(有些甚至可以使用高达80%NITROX),在这裡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您购买NITROX相容的调节器组,请不要将NITROX与一般空气器瓶混用,因为一但使用了一般空气则调节器内可能会残余少量的碳氢化合物,在您决定再次使用NITROX潜水时,请送厂进行清洁保养工作。其他的部分,如气瓶及阀门也是要使用特殊的材质并经常清洁保养。

▽留学美国的林徽因与她导师的合影

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电影人的责任与使命之所在。中国电影一直有关注现实、聚焦人民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40年代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皆生于乱世,但也都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给观众留下极深的时代烙印;中国电影也一直有关注现实、讴歌英雄的优秀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和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等影片,鼓舞和滋养了几代人的成长。

5.潜水的地点是否有提供高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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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在全世界的每个潜场都有新加入提供高氧气瓶服务行列的潜店面,越来越多观光潜点、潜水游艇和潜店知道潜水者的需求也看到了高氧潜水所带来的安全性及好处。下次在你计划潜水时,请先询问该处是否有提供高氧潜水,价格多少。如果有,先学习课程取得高氧的执照,再好好的享受高氧所带来的安全和好处吧。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这使正在留学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渔光曲》

6.高氧潜水有什么弊端?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立,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

在我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一直在努力回答应该给观众看什么这一问题。2002年团中央有关部门约我创作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电影剧本,以引领社会风气。那时青少年正狂热地追星。翟俊杰导演和我达成共识,要为时下的青少年树立另一种偶像——革命青春偶像。于是我写就了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影片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如何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如何追寻他视为引路人、视为兄长的周恩来的足迹,并在法国寻找革命火种、开启民智提振民心,唤起民族大觉醒的故事。导演翟俊杰凭借该片获得了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我的同名电影剧本也获得了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2014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邓小平在黄山》,力图为时代立传。该片聚焦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有意规避宏大叙事、史诗呈现,而专注于写邓小平在1979年夏初的一个假日,带领全家上黄山,名为休假实为考察这件事。我把黄山浓缩为呈现中国社情民情的舞台,让邓小平的所思所愿接受时代与人民的双重考核。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惊涛骇浪;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千军万马;看似小小黄山,实则牵动全国。我凭借该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尽管高氧潜水有着众多优点,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种潜在的威胁–氧中毒。所谓“氧中毒”是指人体吸入气中的氧分压超出一定值,并经过一段时间后,导致机体出现的一系列病理变化。一般是超过一定深度后才发生的。

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馀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伟人与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样可以崇高。只要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在一起,就能一步步走向崇高。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他们沉沦过、拼搏过,趁势而起,又几度潮起潮落,但他们始终守望着他们的人生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与事业的荣光。影片以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史带出了改革开放的当代史。

三个让高氧潜水更加安全的小步骤

▽从左往右: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中国合伙人》

19年5月2-8日 图巴塔哈船宿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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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像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

人物与时代相互映衬、相互影响,是我在剧本创作时牢牢遵循的艺术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中华民族践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健康支撑。总书记在阐述健康中国战略时,强调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由我担任编剧的电影《你若安好》所表现的正是这一主旨。在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的前一天,电影《你若安好》作为十九大献礼作品在全国公映,影片表现了重心下移、强化基础的医疗改革突围之路,书写了全科医生的新人物、新形象。该片及时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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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你若安好》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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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来自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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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阳,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怎样讲,事关艺术表达。电影只有被观众欣赏和阅读,电影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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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阳出生。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好莱坞大兵压境,中国电影应追求有效表达。所谓有效表达,就是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动人、更感人、更好看。艺术表达要走心,观众接受时才入心。艺术表达既要坚持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用具有人类意义的艺术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艺术表达提倡创新——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定式,告别陈旧感,机械化。艺术表达的基本要义是类型确定、风格定位、情节设置、角度与结构的选择。分众化的电影市场,意味着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审美爱好,决定了观众对电影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中国电影必须走类型化道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14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之路。我们告别了电影的“大锅菜”、“乱炖”时代。类型化程度越高,电影的表达程度也就越高。我们在确立一种类型时又注入其他类型的因素,这是当下类型电影发展的趋势,也是可喜的变化。

02. 北平

一度创下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的《人在囧途》,将公路片与喜剧片两种类型成功融合在一起。充满善意与喜感的小人物让人认同、让人关切、让人喜爱,观众在开怀之余咀嚼人生味道;《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将青春片类型演绎得生动感人,从放纵青春欲望到理想守望,从青春迷失到人生清醒,青春片类型新意扑面;武侠片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广受外国观众喜爱,电影《一代宗师》将功夫演绎得精彩绝伦,在武侠类型的框架里揉进了传记片和艺术片的元素,既真实呈现了那个年代的氛围特征,又成功描绘了叶问和周遭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一九三一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一代宗师》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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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流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角度和结构的精心选择有时也会让影片充满艺术智慧与魅力,让常规题材呈现出新意。我创作的英模题材电影剧本《守护童年》原型人物张淑琴,创办了太阳儿童村,专收留服刑在押犯流落街头的孩子。她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联合国秘书长。近几年英模题材电影公信力下降,真人真事怎么就拍假了?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出在这类题材电影没有完成艺术转换,没有将英模人物的事迹转换成新鲜感动的故事,没有实现陌生化效果,同时也折射出创作环节的懒惰平庸。我在创作《守护童年》时,并没有写张淑琴创办太阳儿童村的过程,而是力图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角度与艺术结构——越狱犯托付女警官,帮他找到流落街头的孩子。于是女警官、流浪儿和越狱犯,在路上演绎人生悲欢。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人间苦难,传递出人文关怀,使得现实主义具有了温暖色彩。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核心竞争力来自作品深度

▽林徽因与徐志摩

提升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电影内容还要向生活纵深处递进,题旨向深度开掘。有思想深度才能有思想力度。时下有一个误识,认为电影艺术进入了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于是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盛行。误识带来创作上的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误认为现在是读图时代、读题时代、颜值时代和感官时代,笃定这些才是时尚,如此创作才会受到青年观众欢迎。然而,生活的本质是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处于全民族践行中国梦的伟大新时代。我们需要有生活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表现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抵制腐朽与没落观念的侵蚀,展现新时代的风貌。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而防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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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1961年国家正处于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人祸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周总理回到河北伯延革命老区,寻找调查农民能不能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好不好的问题。剧情围绕真相向纵深递进展开。总理要知道真相:因为他心疼农民。公社干部和当地群众则隐瞒真相,因为他们心疼总理,怕他为难。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感人而深刻的呈现;电影《驴得水》表现了抗战时期的国民教育,讲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为了解决饲养驼水毛驴的经费,以驴得水之名冒领教师经费,特派员来调查引出啼笑皆非的故事。该片貌似荒诞实则深刻,批判人性拷问灵魂;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聚焦农村女性李雪莲的一桩离婚案,她为了讨要诚信,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执著地告状,引得地方官员们将其视为异类,唯恐躲之不及避之不远。看似荒唐实则深刻,深刻地反思了干群关系问题。电影《芳华》所展现的故事背景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以上世纪80年代为辅,那是充满理想主义、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又是充满纯真浪漫、容易误读误识的岁月。《芳华》令人赞叹的是,既写故事又写时代成因,既写世相又写人心。受欺负的好人何小萍、受委屈的英雄刘峰与他们迟来的真爱,让影片充满人生况味。在充满变数的人生旅程中,影片呼吁善良至上、真诚至上、英雄至上、芳华至上。这是《芳华》对题材与生活深度开掘后传递出的绵延不绝的情怀……

▽林徽因与她儿子梁从诫

温暖现实主义风格总能为作品带来非比寻常的艺术力量。中国电影有责任抚慰众生灵魂、擦拭良知上的灰尘、引领迷失的心灵,释放出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此,我创作了电影《因为谷桂花》,这是一则关于灵魂救赎的故事:就在车祸受害者谷桂花失去记忆的夏天,这起事故的肇事者童月月和丈夫马建成却被当做英模人物供奉。这对年轻夫妇一天天被良知叩问。该片在第20届美国塞多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最佳世界电影奖。这个奖项已空缺几年,曾经授予日本电影《入殓师》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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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谷桂花》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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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流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著而深化了。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

时下电影风气浮躁,许多创作者急于一夜成名,很难潜下心来向生活的深度掘进。放下杂念、静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代电影创作者需要做的功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电影人应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转折关头,做时代的代言人,讲好中国故事,讲给中国人民,讲给世界人民,推动伟大时代一路前行。

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8月31日6版

一九三一年以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著痕迹。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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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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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几位权威人士关于这份「日记」最后去向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根据。特别是几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曾亲口告诉他,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惊奇。不知这个「一直」是指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母亲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林徽因在伏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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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一未经开拓的荒原。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而且语焉不详,埋没多年的我国宋代建筑家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虽经朱桂老热心重印,但当父母在美国收到祖父寄去的这部古书时,这两个建筑学生却对其中术语视若「天书」,几乎完全不知所云。遍布祖国各地无数的宫殿、庙宇、塔幢、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的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它们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面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林徽因与梁思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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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馀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

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份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倩」、「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采,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柚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林徽因在实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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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母亲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著鲜明的反映。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在优越的条件下顺利地踏入社会并开始获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显出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怀疑和探索。但这并不似当时某些对象牙之塔厌倦了而又无所归依的「螃蟹似的」文学青年的那种贫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诚实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她看来,真诚,即如实地表现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

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这种真情的流露。在远未受到革命意识薰染之前,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知识份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两者之间的「窗子」,对于像她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她并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

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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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

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么无忧无虑。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胁,给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国学习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沪前线因病亡故;「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家成了两位姑姑和她们的同学们进城游行时的接待站和避难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破伤,半夜里血流满面地逃到我们家里急救包扎;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单,躲到我们家,父母连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样,送上开往汉口的火车,约定平安到达即发来贺电,发生意外则来唁电。他们焦急地等了三天,终于接到一个「恭贺弄璋之喜」的电报,不禁失笑,因为当时我已经三岁了。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著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著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水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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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七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著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著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这点,在母亲一九三七年八月回到北平后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八岁的姐姐写的一封(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的)
信里,表达得十分明确。母亲教育姐姐,
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著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03. 昆明

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逃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那情景,在萧乾先生写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亲自己的信,做了详尽的描述。

紧接著,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著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份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然而,母亲的文学、艺术家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林徽因诗集》出版时尚未找到,最近却蒙邵燕祥先生从他保留的旧报上找出(披露在甘肃《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1938年8月9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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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已没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著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离我们家不远,在一条水渠那边,有一个烧制陶器的小村——瓦窑村。母亲经常爱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去看老师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然后沿著长著高高的桉树的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她对工艺美术历来十分倾心,我还记得她后来常说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变化出过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变来变去,最后不是成为瓦盆,就是变作痰盂!

前面曾提到,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把母亲当作长姐,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

他们学成时,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但是,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04. 重回北平

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著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辍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著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四七年前后地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卧病在床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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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著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残破和冷落中期待著。有人来劝父亲和母亲「南迁」,出国、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抗战后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这时有人曾说.「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母亲却正色厉声地说:「某公一定回来!」这不仅反映了她对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声。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家回到了清华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怆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著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著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四八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著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05. 解放

解放了。

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著、筹画著……。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

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只有四十六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分。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画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

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著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讨论国徽设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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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与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

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可惜的是,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

06. 尽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筑学报》),第一次尝试著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每当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吴良镛、刘小石:《梁思成文集·序》)。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而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这里,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一九五三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style=”font-size: 16px;”>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著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

style=”font-size: 16px;”>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它们调和相处,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木宛)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地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著多么独到的功夫(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五三年三月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style=”font-size: 16px;”>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

除了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覆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

从五四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病中的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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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五五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著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被他们砸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作为她的后代,我们想,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

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说来,艰辛却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

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一九七九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父亲所写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而且已经开了头,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顶」时,曾经挖苦地说:「梁思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谓修养,既能争论魏风唐味,又会鉴赏抽象立体……」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批判」母亲,如果不嫌其太「轻」了一点的话。

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吗?对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示著文化的倒退。那结果,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已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许多人曾对我说过: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两年,「反右」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执著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体验一下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简直不敢想像。文革期间,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顶著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

一九五五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够通过这本文集,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再改

▽梁从诫(1932-2010),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祖父梁启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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