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今夏最好看的美食纪录片,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深夜食堂!

原标题:冯骥才:高个子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原标题:余中先:翻译是耕耘,我还能有所长进 | 访谈

“吃”对中国人来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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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耕耘,我还能有所长进★

人间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味蕾的碰撞,没了烟火气的人生,简直就是一趟孤独的旅途。

高个子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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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逃离了白日的喧嚣,远离了汹涌的人群,卸下了虚伪的面具……吃着让人垂涎的美食,喝口温润的小酒,这才是真正获得幸福感的时候。

文/冯骥才

——访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余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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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杨

说起最受中国人钟爱的深夜美食,绝对不是精致的宵夜,也不是带来温饱感的汤面,而是藏在街头巷尾,被殷红的炭火烤的滋滋作响的:羊肉、扇贝、秋刀鱼……各种各样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烤串。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象根棍子!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这是习惯吗?嘿,你可别小看了“习惯”!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需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气说话吗?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你先别拿空话呛火,眼前就有这么一对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前主编,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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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首先恭喜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得知获奖消息您有何感受?

提起烧烤,或许有人会觉得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菜系来说,这些“民间美食”有些上不了台面。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斗!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象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象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儿啦,好象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象一对电压充足的小灯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象一对乌乌涂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可是他俩还好象拴在一起,整天形影不离。

余中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虽不在我期盼之中,却也感到由衷高兴。

但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将这些体现着烟火气的烤串视若珍宝,还为它们拍摄了一部呈现国人烧烤情结的纪录片——《炉火江湖》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子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礅礅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象嘛?”他不等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短爷儿们!”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若把翻译比作种地,我们似乎可以说:作为翻译者,读原著,读相关材料文字,查词典,搜谷歌,一字一字地敲键盘爬格子翻译,与作家通电邮交流提问请教,这些都是在选种播种耕耘栽培,而图书的出版便是收获。至于获奖,已经是意外了。好比自家养的母鸡不仅下了蛋,而且这蛋还卖了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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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是对我工作的某种肯定: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还是可以干出一些名堂来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认真,工作要细致,外语要学好,汉语也要好。在这个方向,我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能有所长进。

《炉火江湖》走遍了全国近15个城市的100多家传奇烧烤摊,拍摄出一张张极具深度的人生百态图,它们真实地记录了烧烤这一美食的乐天内涵与江湖风味,以及那平凡城市,琐碎生活,街头美食中,写满故事的民间烟火气。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登宽……”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下招呼而已。这便使那些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们,很难再多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结合一起?谁将就谁?没有正式答案,只有靠瞎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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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三季《传承》中,以自家院子为店,以自家姓氏为名的烧烤摊——三里桥孙家烧烤,其掌门人孙东烤出的心管和油边,是引诱着四面八方来客的秘密武器。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私。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能力和兴趣也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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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极不相称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象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潜》这部小说的翻译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吗?翻译过程中有哪些部分或者工作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孙家烧烤的烤心管,外焦里嫩,蘸料即可使用,口感弹脆,糊香之外仿佛有一丝丝奶香,而油边也是这里的紧俏烤品,慢火烘烤的油边,外焦里嫩,肉质紧绷,十分有嚼劲,蘸上干料,香醇浓郁,唇齿留香。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面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象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象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余中先:这部小说的翻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小说虽然是用法文写作,但写的是一个最终死在阿拉伯的西班牙女人的故事,因此文中有很多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句子和单词。我不懂西语和阿语,在翻译时不得不求助于专家。所以说,翻译外国文学,光懂一门外语似乎远远不够。在翻译《复仇女神》的时候,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德语和俄语,需要求助于外文所的同事。我自己准备了德语、西语等各种语种的词典,便于查阅。借助字典和向专家请教,就有了自信,翻译也就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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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次达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报,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反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象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翻译《潜》时,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翻译小说最后几章描写海中潜水的段落时,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翻译之前,我刚好在澳大利亚旅游时体验了潜水项目,那一段的潜水经历,几乎与小说男主人公塞萨第一次下水的细节和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作者早就把我能有的感觉写到了极致,翻译这段文字时,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自己在海水中潜行的情景,就像重新体验了一次一样。我觉得翻译能做到如此,实在是太妙了。

心管和油边皆属下水,但却能在孙东的手中成为饕餮们的美食,注定了这份味道的来之不易。

记 者:您是怎么做起文学翻译的,还记得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吗?

每天早上,孙东会骑上自己的自行车,亲自选购食材,“新不新鲜?”则成了他与摊贩间每天必有的对话。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余中先:我最初学外语时,听说写读几项发展得并不是特别全面,总是觉得20多岁再去学,比人家十几岁就学的还是反应慢,但我在笔头方面并不落后,就觉得要把这个重点给保住,不能丢,所以花更多时间在笔译方面,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翻译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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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象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出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能发生作用。

我最早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好,忧愁》,1988年出版。书出版后我就出国留学,1992年回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这期间柳鸣九先生牵头主编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我翻译了保尔·克洛代尔的《缎子鞋》,于1992年出版。

清洗、剪段、穿串……三十多年来练就的技艺,让烧烤师傅单凭声音就能判定心管的成熟,打磨艺术品一般的匠人精神,让孙家正宗烧烤成了吃货们的聚集地。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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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真象她家办喜事一样!

《你好,忧愁》

每当夜幕降临,一批批的年轻人相聚于此,几串烤肉一杯美酒。

晚饭后,大楼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象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肃然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带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了,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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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故事揉碎在唇齿间滚烫结实的肉筋里、清香醇正绵延在唇齿间,化去一天的疲惫,补充元气,重重的心事也能在酒杯里变得轻盈,即使生活再累再苦,下一刻也是充满希望的。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使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缎子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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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有攻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龙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记 者:您从事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第三集《传承》的传奇烧烤人物还有很多,他们能够流传至今并且发扬光大,依靠的就是传承强大的生命力,从技法的代代相传,千锤百炼,到对食材的要求:严苛、庄重、极致……皆蕴含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匠人精神。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然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气冲冲地问:

余中先:的确,我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出版的书也有六七十本。我先是翻译了一些国内没什么人翻译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如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因为想填补空白;后来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或说是午夜出版社的作家,如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来翻译,因为文学趣味相似。近几年来,我翻译的法国获奖作品多了一些,也是与自己对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的研究相关。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我翻译了五六部,如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泰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作品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桑萨尔的《20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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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现在和刚开始做翻译时还是会有些变化。刚开始做翻译时,拿到一部作品先规规矩矩地通读好几遍,然后在稿纸上写写画画,做做笔记。现在对于作品和翻译比较熟悉之后,基本通读一遍,将精彩之处或者比较难的地方先画出来做个参照,翻译时就顺着作品的语言节奏走,不像以前那样一段一段地反复重读了。

而一直以来,中国劲酒将中华传统中药养生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首创了小曲酿酒新工艺,利用中药数字提取技术,在确保产品的质量的同时,将传统中医养生的智慧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荟聚古今的“流动时间工艺”。

这句话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另外就是对于之前的一些翻译,会不断地有所修正。比如我最初翻译克洛代尔和奈瓦尔的作品,他们的语言都比较有难度。克洛代尔的《缎子鞋》是诗体语言,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当时是按照戏剧的散文体方式翻译的。之后这本书再版时,我觉得译成戏剧体不妥,又重新翻译,将它恢复成了自由诗的诗体形式。

更为令人称道的是,中国劲酒始终坚持按做药的标准生产保健酒,并率先将中药数字提取技术运用到产品生产中,历经44道工艺,执行2690项技术标准,才向大众奉献出一杯醇香劲酒。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您翻译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会选择这类作品?说到当代作品,也有人觉得因为时间关系,不容易确定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您在翻译时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将每一瓶劲酒打造成集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工艺于一身的艺术品,30年来,劲酒始终坚持做好一件事,只为消费者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这份厚重的匠心精神让人感动。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余中先:的确,我比较少翻译19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因为译本已经很多了。翻译当代文学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社关注,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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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象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至于提到的这种顾虑我也会有。改革开放40年了,前期我们介绍国外文学作品时是一个追赶的状态,译介的经典相对比较多。而在译介当代作品时,我们对有些作品也会把握不准。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眼光,选择作家作品时,要更多地看到其文学价值。说到文学价值就要谈到午夜出版社的新小说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读者也不多,被翻译到中国后也不是广受大众欢迎,但喜欢的人喜欢得不得了,这些作品对中国的写作者和文学研究者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翻译这些作品就是告诉中国读者,这是法国文学中一个新现象,或者说是我们认为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作家作品,这就需要一个判断,需要眼光和运气。

烧烤面前,众生平等。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还有很多外国作家作品在被翻译成中文时在本国已经不那么受关注了,或者一种文学潮流已经慢慢淡化。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去介绍和评价,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还是有营养的。

抛去烦恼的开怀大笑,有劲酒相伴这个专属于中国夜晚的烟火气,是中国的团圆夜。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很好的一本书,翻译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好。比如《你好,忧愁》,我们认定它是法国文学中一个阶段性的有亮点的作品,但上世纪80年代翻译后并没有什么反响,究其原因,书中所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普遍。但到了新世纪,“反叛的一代”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所以这本书再版后,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这也说明,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必然是有原因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后的命运很难和它在本国的一致,即便这部作品反映了普遍的人类情感或命运,但这种价值在某个时代不一定能显现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又会凸显出来。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美味的菜肴,观赏窗边的明月,在越来越寒的秋夜晚,喝点温润的劲酒,便打开了话匣子。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好东西?说!”


:很多译者谈翻译时都会提到和作家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和作家或者出版社的沟通对于译者的帮助应该是很重要的。

大家随性而聊,倾吐酸甜苦辣,一声鼓励,一口劲酒顺着喉咙而下,温润的液体瞬间驱散心中的愤懑之气,趁着酒意,将平日里羞于说出口的爱意全部诉说出来,长辈们喜笑颜开,一切都变得温馨起来,满满的幸福感。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余中先:是的,翻译经典作家的时候要找到他作品的最好版本,翻译当代作家的关键是要拿到他的email(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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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是不是他的后台?”

翻译《潜》的时候,我曾有几处难点解决不了,始终查不到答案,就需要直接问作者。于是我发邮件给伽利玛出版社,结果被出版社的编辑挡驾,说是作者很忙,没空回答那么多译者的问题,不过这位编辑自己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喝酒,从来都不止于社交,它更饱含无数生活中常被我们忽略的幸福与美好。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时候,我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反复》。这部小说的书名“reprise”在中文中也有“重复、修复、重来、重做”等意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给作者发传真请教,但作者迟迟没有回复,后来,在我即将做完最后修改的时候,我收到了罗伯-格里耶传真过来的回复。他解释说,重复是照原样复制,而反复是把握住一个主题,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叙述一遍,这与以前的叙述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反复论证的过程,以求推向更远。由此我明白,小说是对作者自己作品的反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复。最终定稿时,我将书名确定为《反复》,这一翻译也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壶酒,而劲酒,不仅以一壶匠心佳酿滋润口腹,更见证了美好生活的每一刻,不过,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揿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与作者沟通并不是有了问题就去问作者,词汇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通常是自己查,与作者交流的更多是关于理解方面的,多数情况下,是译者有了某种猜测,需要向作者求证和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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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大楼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道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象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记 者:您印象中,最有挑战性或者比较困难的翻译是哪部作品?

↓↓↓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余中先:最具挑战性的作品是于思曼的《逆流》,最具挑战性的作家是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克洛德·西蒙作品的特点是长句子,最初翻译他的《植物园》时觉得很难,之后又译了《常识课》《有轨电车》等作品,解决了翻译长句子的难题,就轻松多了。翻译西蒙的作品就像在磨刀石上磨刀,试过之后,现在再翻译《女大厨》这样类似的有长句子语言风格的作家,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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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事了?”

我认为翻译过程中碰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人家语言中的微妙之处,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比如一些文字游戏,没办法反映出原文的妙处于是免不了需要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做一说明。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中文里面的妙处有时也很难用外文来传达和反映。在翻译时,需要去寻找贴合原文的表达方式,但有时候找不到,就需要在汉语体系中找到能够反映出语言特点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诗歌翻译的押韵和节奏把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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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记 者:翻译中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又要贴合原文,这个度怎么把握?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余中先:我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该文化和民族的思想,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本民族的思想有一定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思想就不能表达了,思想的表达是可以通过翻译传递的。通过法语传达的法国人的思想,在汉语中肯定能找到可以替代的传达思想的表达方式。难度在于译者能不能找到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种表达能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些译文的翻译腔过重,是因为译者还没有找到汉语中相对应的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一些新的名词或表达方式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也没有关系,先翻译过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再慢慢地被人所接受,有时候翻译也会对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形成一定的影响。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您在不同文章中谈到文学翻译时都反复提到,翻译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另外,您长期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来还曾担任杂志主编。对于您来说,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编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届地回家了。

余中先:我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之后,一直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开始我是当普通编辑,工作的担子比较轻一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翻译,尽管当时翻译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版。外文所也有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做翻译的传统。《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高莽、李文俊等老先生都是富有成就的翻译家,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翻译这条路就走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楼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世界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编辑对文学和文字要敏感,作品好在哪里要能够讲出来,要有一个“专家”的眼光。在阅读了很多作品之后,对于选择那些在文学史上立得住、或者未来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那些作家和作品的眼光,是一个历练。我在《世界文学》学到的第二点就是认真的态度,翻译错了的或者用哪个表达更好,都要一字一字地改稿子,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同样延伸到了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当中。认真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信达雅中的信。

翻译的时候要更深地了解这个作家的特点,他在文学史的位置以及他写作方式和文风的变化,这就属于研究的范畴了。另外,翻译作品之后,为了使读者加深对于作品的理解,还需要提供作者的相关资料,写前言后记,这也是研究和翻译并重。具体来说,在翻译的时候要完全随着作品的文风来走,但也需要了解作家之前的创作特征。比如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我曾经翻译过他的《一个岛的可能性》,基本了解他的文风,但后来发现他的文风有了变化,在翻译当中就要追随他的文风,所以研究作家和翻译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潜》的题目“Plonger”,在法语中有“潜水”“浸入”“扎入”等意思,也可以引申为“远眺”或者“专心致志于……”用作题目含义是十分丰富的,有种影射的意味在里面,经过思考,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广义的“潜”。这既是基于研究文本的判断,同时也是在做编辑时炼字炼句的习惯使然。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失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现行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这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三十多岁的人,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翻译《潜》这部作品,虽然是应出版社之约,但我在翻译过程中觉得小说比较有意思,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潜”的更深一层意思是“潜入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中”,小说的男主人公认为欧洲虽然也存在危机,但还是尚可苟活的地方;而女主人公帕兹则对欧洲当代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否定的看法,认为只有在另一种文明,即海洋文明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和谐、生动,她后来去到海边生活,实际上是在远眺一种非现代文明的“文明”。我总认为,翻译比研究更基本,同时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同时,翻译也是一种学习,每一次翻译一部作品,都觉得自己有所提高。

“我看这娘儿们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现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嘛,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没了!”

记 者:可否详细谈谈您的翻译观?

过了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出,点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户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便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何异样,兴趣也就渐渐减少。无论有没有他俩,都与别人无关。

余中先:我没有特定的翻译观,我不是搞翻译理论的,也不想把个人实践方法上升为某种理论。我的想法就是像前辈杨绛先生所说的“一句一句地译”,老老实实地按照原文翻译,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着作品和未来读者的接受。

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也黑着灯。二十多天后,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小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我觉得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者素质,比如经常提到的精通外语、扎实的中文功底、良好的文学感悟、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等等,但最为基本的就是两句:“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用相应的汉语来表达”。翻译界历来争论的三个观点“信、达、雅”,都包括在这两句话里了。我很认同余光中谈翻译的一个观点,他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象刷一层粉那样难看。刚刚立起的身子左倒右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遛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掬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鼓励。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里。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结大楼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主动而友善的点头了……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9月7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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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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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被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去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团结大楼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她怀里揣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上这女人是她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了,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寡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大楼里的人们看着他矮礅礅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象悟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象有长长一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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