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领导最不赏识的“四种人”

原标题:女王凶手巫师精神病,演员怎么玩都在你一念之间

原标题:郭英德: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京师学案】

企业中,领导最不赏识的人有四种:一是不想事的人;二是不干事的人;三是不懂事的人;四是不懂价值的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人,但从本质上说还是这四种人。

01.**好奇者的新航线**

1945年,郭预衡先生(1920-2010)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1884-1955)的助教。随即考上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1880-1971)的研究生,1947年毕业于该校史学研究所。在此期间,郭预衡先生“替余老翻类书,校《世说新语》;从陈老查史源,做考据”。广泛涉猎子部、集部诸书,打下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院校调整后,郭预衡先生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

一、不想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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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不是不会想事,而是不愿去想事,不善动脑筋。比如,给他一个岗位职务,而且在职务说明书中把他的岗位职责也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就是不去想想如何去兑现自己的责任。甚至以不理解为借口,把自己的责任空置在那里,专等领导的指示,就像算盘珠一样,拨一拨动一动,你不拨就不动。由于他不想事,常常动了比不动的结果还糟糕。

悬疑片导演希区·柯克曾在临终前说,他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份包装精美的惊悚”。有整整5层楼,30多个角色,
3000个抽屉的场景布置,没错,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提供给观众的便是这样一份礼物,
你探索得越多,得到的奖赏也就越多。这是一趟只遵循直觉的旅程。

在学术研究方面,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撰著《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历代散文史话》《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简史》《中国散文史长编》等著作,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系列教材,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学家。

二、不干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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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作为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才、学、识兼长,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自铸伟辞,标炳千秋。

这里所说的“不干事”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看着领导眼色投机干,专拣轻松愉快的干,专干那些干也可,不干也行的事情去干,专干那些周而复始无足轻重的事情干。至于领导说的“重要的”、“关键的”根本不干,尽管领导者再三强调某事的重要,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常态不改。如果批评他,他就给你来个一言不发,绝对不犟嘴,或者笑咪咪地说“我错了”,或者装熊包、认软蛋,让你哭笑不得。他们的逻辑就是“大错误不犯,小的失误不断,不做精英,也不做罪犯,就要一个结果——放开肚皮吃饭!”

剧中的故事取材于莎翁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讲的是麦克白弑兄谋位,却又如女巫预言葬身于复仇的故事。裸身洗去血迹的情欲,内心纠缠挣扎的背叛,野心和复仇,密集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个故事中最刺激的,莫过于在一切发生的时候,观众如幽灵一般,身形隐没在黑暗中,只剩一群白色面具漂浮在空气中,站得足够近,你的脸上也会溅上血迹。

三、不懂事的人

02.**戏精本尊的天堂**

史家之心:涵泳历史海洋

这种人最大的不懂,就是不懂得感恩于谁,不懂得珍惜什么,不懂得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例如,有一个员工跨行业来到一个新公司,并山盟海誓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主管领导鉴于他的态度,为他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先是让他苦学深研业务知识一个月,后来又让他担任某区域的销售主管,并明确告诉他专心苦干半年之后担任区域经理。可是,没过两个月,他却提出了辞职。主管领导找他谈话,他辞职的原因竟然是业务不熟、市场难打、性格难融。没有一句感恩企业的话,更没有一句“辜负领导希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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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序言》中开宗明义说:

还有一个分公司总经理,因为工作缺乏思路、执行不力而业绩不佳被调离原岗位,主管领导考虑他的自尊心和以往工作的长项,决定让他担任某省分公司总经理,结果他因为某省离家较远而放弃。主管领导尊重了他的决定,又让他担任集团总部一项重要而又陌生的工作,他接受了。然而,一个月过去了,面对这项重要的工作,他却毫无建树,甚至连最基本的情况也没搞清。主管领导批评他,他却满腹牢骚,怨天尤人。

对《不眠之夜》的服装设计师David Isreal
Reynoso来说,能亲眼见证历史的发生,是看这部剧最吸引人之处。但更吸引人的,恐怕是超乎庸常生活的戏剧性,而你可以是其中一部分,这里,是戏精本尊的天堂。

《中国散文史·序言》

四、不懂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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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部中国散文史,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

有位领导满怀期望地问某员工:“你知道你所干的这个岗位有多么重要吗?”员工回答说:“哪个岗位都重要!”另外一个领导问一个基本员工:“现在有个好机会,就看你愿不愿意把握住!”员工问“啥机会?”领导说:“决定派你去外地某分公司当人力资源经理”。那名员工说“我不去!”领导问:“为什么?”员工回答说:“我妈不同意!”那名领导虽然无话可说,却惋惜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人生价值是怎么想的”。那名员工听了之后马上回了一句:“不用想!正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才有价值呀!”

试图在3个小时里理解完整剧情,又能有独一无二的互动体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90多个房间里同时发生着不同剧情,还有一些隐形剧情等待你去触发,怪不得《不眠之夜》的狂热粉丝甚多,有的人狂刷上百遍,致力于解锁各种1v1的特殊体验;有的人凭借超人记忆画下每一层的平面图(《不眠之夜》不允许带任何电子设备入场,从来只放极少量的剧照);有的人按抽屉里的中药方抓了所有的药,试图给剧中死去的主角服用。第一遍刷剧的我也偷偷喝了一口古董瓶中装的威士忌,不禁为演员半梦半醒的演技叫好。

这“三点奢望”,实为《中国散文史》撰写的三大旨趣,简明扼要地揭示了郭预衡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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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表现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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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面具,你不再拥有性别,国籍,长相和身份…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冰与火之歌》中的千面之神,你放弃了自我,却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自由。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开始解锁,你被角色猛然一把抓住,跟他一起逃亡;卷入暴力的剧情纠纷中,被当了靶子;你还没回味过来,就已经被角色塞到了精神病院床底下;用眼神大胆回应调酒师的勾引,在小黑屋里被“壁咚”只能听到心跳怦怦,
颤抖着挑战着自己的极限,回归到人类最原始的状态……摘掉面具回归到日常生活后,这肾上腺素被激发的滋味如此迷人,让你久久回味不能平息。

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征引丰富史籍,选录文学作品,搜辑前人评论,以此构成多姿多彩的文学史场景,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让读者亲身触摸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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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上海版本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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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虽然对“文学史长编”的编撰体例有所非议,但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和掌握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手文献,却殚精竭虑地组织编撰了五大册、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郭预衡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此书“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次在上海上演的《不眠之夜》,选择了北京西路1031号的麦金侬酒店,是这出戏的全球所有版本中场地面积最大的,几乎是纽约版场地的两倍,
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时代背景让体验更加丰富,这是黑白默片正盛行的年代,政治局势诡诈变化,多方中西文化热烈碰撞,连麦克白夫人这一西方角色穿起旗袍来,都浑然天成毫不跳戏。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内容简明、资料丰富,从实用的角度看,的确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教师提供了授课的便利,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便利,也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了自学的参考。而从文学史理念来看,此书的真正价值则是藉助于征引详实丰赡的第一手文献,将读者带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在阅读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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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的读者,大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厚厚三大册书中,选录了成百上千篇散文作品,有的是全篇迻录,有的是片段摘录。对于这种撰述体例,郭预衡先生曾有明确的解释。他说:《中国散文史》“注意列举作品,结合作品进行论断”,这样才能便于读者“具体领会”。“在散文史中如果不见散文,而只见一些关于散文的议论,则从这样的“史”中,读者是很难得到“史感”的。因此,我在一些论是中,尽量结合作品实例,务使读者者知我何所据而云然。”

道具和服装经得起考究,堪称强迫症的福音,
连信封上出现的地址,都能在当时的上海地图上可查。信封的设计、写法乃至邮票的形状和邮戳,都有邮政博物馆中的资料可供印证……更多的细节,还是请去已经在上海驻演超过500场的《不眠之夜》,亲自体验属于你自己的“不眠之夜”吧!

《中国散文史》中选录的散文作品,是郭预衡先生在浩瀚的文海中精心择取出来的,并做了简要的评述,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散文生动活泼的历史现场,为读者提供触发“史感”的鲜活媒介。试问,如果删除了这些散文作品,只凭撰史者自说自话,此书岂非只剩下一具骷髅,还能葆有如此诱人的“史感”吗?

✎. 刘歌︳撰文 ✎. 辰焱︳编辑

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另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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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是“著为功令”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国通用。郭预衡先生在使用这部教材授课的过程中,撰写了《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秦汉文学”一编》一文,主要阐明如何从“史”的角度来写文学史,强调运用“史笔”,构成“史的体系”。他认为,在文学史中评述作家作品,应该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评论”或“作品赏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郭预衡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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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就不应仅仅限于作品分析的范围,而是应该把一部作品放在全部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看它究竟比前代的作品有了哪些新的成就,新的特点。例如关于《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描写,就不能不和前此的《左传》或《战国策》作些比较,从而具体地指出《史记》一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究竟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文学史评述作品,如能从“史”的发展角度落墨。我以为既可以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又可以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予读者在一般作品评论中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史的发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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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在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中有着大量精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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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析《国语》写作特征时,郭预衡先生指出其“记事之中,又侧重记载人的言论,从事件中引出教训。这和用于‘教诲’的目的是有关的。《尚书》多训诫,《春秋》寓褒贬,《国语》记教诲,这是一脉相承的”。

论及东汉末年曹操下令求贤、无所顾忌的文章,如《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郭预衡先生说:“由于思想打破了传统,文章也就别具声色。两汉以来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应、引经说教的习气,在这里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已经中断了几百年的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在这里又露了头角。”“其放言而无所顾忌,形式之自由随便,也可以说又恢复了先秦诸子文章的这一特征。”

论述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章的内涵时,郭预衡先生指出:“(这)是北宋以来,包括苏洵的论政论兵之文的继续和发展……苏洵论兵,主要是考古证今;而弃疾论兵,则从现实情况出发,更切实际,其所达到的深度,又非苏洵可比。宋人论兵之文,从尹洙的《叙燕》《息戍》,到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且有发展的。”

辨析明中期散文家王慎中的审美倾向时,郭预衡先生说:“慎中之为文崇尚曾巩,主要是崇尚他那儒者之文的‘醇’风。这一点与金、元之儒以及明初杨士奇、李东阳等人论文的观点一脉相承。金、元之儒多讲‘韩、欧’,而慎中则与杨、李偏重曾巩。”

解读姚鼐《登泰山记》的写作特色时,郭预衡先生说:“(此文)不似明人之抒写情趣,也不似元人之详记道里,而是随文辨证,意在征实。”“这样的文章,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虽然比不上唐、宋以来某些游记,却是有新的特点的。”

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这些精彩的作家作品评述,往往上下贯通,独具只眼地寻绎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构成川流不息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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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还是发挥自身的史识,重构文学的历史空间。

1962年12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编辑约请郭预衡先生写一篇书评,于是有《从魏晋南北朝一代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读文学研究所新编<中国文学史>》一文的发表。在这篇文章里,郭先生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描述时代背景如何写出时代特点,一是评论作家作品如何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家的“全人”
。要之,在文学史著述中凸显“史识”,这是郭预衡先生的自觉追求。

具体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识”,集中表现为擅长于细致入微地解析历朝历代的文学现象,提纲挈领地概括历朝历代的文学特征,独具慧眼地揭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历代散文丛谈·序言》中,郭预衡先生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这些时代特点,在《中国散文史》每一编的《概论》中,扣紧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更为详尽而准确的论述。

例如,谈到唐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先生认为,唐初“由于破格用人,科举取士,士人从政的机会多了,作官的欲望也大了。欲望不得满足,形诸文字,就产生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之文。这类文章,形式虽似六朝,实则不同于六朝,思想情感都是新的。这样的文章,与直言极谏之文虽不同调,却同属唐初治世的文学现象。因为这些作者虽发牢骚,却是出自从政的热衷。这种牢骚,乃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又如,在《中国散文史》第六编《明代》的《概论》中,郭预衡先生指出:“元季虞集、柳贯、黄溍、吴莱之文,都是‘道从伊洛’‘文擅韩欧’的。明初之文,沿此余绪,固是文章自身的发展,有其承前启后的嬗变规律。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文章恰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和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文教政策分不开的。”那么,朱元璋的文教政策有什么特点呢?郭预衡先生分析道:朱元璋固然“崇尚儒学至为明显”,但不同于“唐太宗优容大臣,宋太祖不杀言事之人”,朱元璋不仅“雄猜好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以文字疑误杀人,”(同上《明初文字之祸》),而且对于文章写作,往往横加干预。在朱元璋政令指引之下,明初作家如宋濂、王袆等人,“秉笔写作,自然而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其波澜意度,也自然更加步趋前辈儒者”。

郭预衡先生指出:“从一个作家的新的贡献和特异之点来论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这是鲁迅的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而这也是郭预衡先生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他在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往往“循其上下而省之”,“傍行而观之”(郑玄《诗谱序》),在纵横交错的历史维度中,确定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以此体现文学史家的独特“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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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于1982年4月的《“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韩文异议》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认为,宋人推崇韩愈文章,认为《原道》《行难》《禹问》《争臣论》等论说文章,乃“诸子以来所未有“。其实不然,如《原道》,尊孔孟,排异端,但思想高度“并未超过一千年前的孟轲。道仁义,辟邪说,都和孟轲如出一辙。不同者,孟轲所排者‘杨墨’,韩愈所排者‘佛老’而已,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的创造”。而且,韩愈有的政论文章在理论上还自相矛盾。因此,韩愈为文,尽管有时剑拔弩张,但在理论上至少是不够严密的。这是因为他本来不是思想家,而仅仅是宋人所谓的‘工于文字者‘“。至于宋人认为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赠序”之类,如苏轼。但是这类文字大多“架空议论”。“铺陈过当,理不胜辞”。郭预衡先生推翻前人之说后,特别标举韩愈的“谀墓之文”和“游戏之文”,认为这两类文章是“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他认为:“‘谀墓’乃是撰写墓志的古今通例,自从蔡邕以来就是如此。一般说来,凡遇家属为死者求铭,作者总不能不多说好话。古人写墓志,正如今人写悼词,多说好话,乃是不可避免的。今人尚且如此,哪能苛责古人?”韩愈的墓志铭,“不仅是精彩的叙事文章,而且是传神的人物传记”。如《柳子厚墓志铭》《李元宾墓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皆是如此。至于韩愈的“游戏之文”,则以《毛颖传》为最,“所有叙述,都是和毛笔双关的话。其中没有一点取自真人真事,但使人读了,又无一处不酷似真人真事…….叙人事是真实的,说毛笔也是贴切的。其逼真的程度,简直令人忘为寓言,而以为实有”。《毛颖传》的意义在于“痛切地有感于人材不尽其用”,“其典型意义是相当深广的”。因此,这样的文章,是“更高于真人真事的传奇作品、以至传记文学“。

郭预衡先生还擅长于论作家而顾及“全人”。如《再论李清照》一文指出:

李清照的全貌是怎样的呢?她是南北宋之交历史变革时代的一部分贵族士大夫阶层的代言者。她的诗,词,文,赋的绝大部分反映了一部分贵族士大夫的思想情绪,反映了他们经不住时代巨变所产生的生活震荡,反映了他们在这个事变前后的生活变化以及事变中的悲伤和抱怨,愤怒和谴责。既反映了他们流亡中的消极悲观之感,也反映了他们背井离乡,热望恢复的爱国心情:李清照的作品将这一时代变革所加于这一部分人而起的心理变化,内心痛苦和愿望,反映得如此的真切,如此的深沉,以至于被后代的读者长期传诵,从而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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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李清照“全人”“全貌”的通观,无疑具有超乎他人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所述,以独特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展示历史现场,寻绎历史脉络,重构历史空间,在历史海洋中涵泳,这就是郭预衡先生独具的“史家之心”。

智者之思:沉潜人生底蕴

1999年冬,郭预衡先生完成煌煌三大册、一百五十七万字的《中国散文史》,在《后记》中说:“近世学人,颇尚新潮新论,匍匐学步,难步后尘。姑且‘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而有愧于‘领异标新’(此用郑板桥‘领异标新二月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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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新思想。新理论如潮四注地冲击着中国的学术文化领域,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各种西方学术思潮。文学理论更是此起彼伏,争相亮相,为中国学人所青睐。所服膺,在文学研究领域大行其道。

但是,郭预衡先生却始终不为“新潮新论”所动,在他看来,思想的深刻并不在于理论的新颖、术语的时髦,而在于“修学好古”之时,坚持实事求是,沉潜人生底蕴。而这,才是真正的“智者之思”。

郭预衡先生曾说:“平生为学,服膺鲁迅:“1955年至1957年,在匈牙利教汉语时,他通读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深深地认识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我从未见过的学人。同我见过的学人相比,他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对我来说,又是前所未遇的指路人。”

那么,郭预衡先生得益于鲁迅最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洞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犀利眼光。

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处处跃动着鲁迅的身影。这不仅仅表现在郭预衡先生直接征引和转述鲁迅《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中国文学史著述的重要观点,更表现郭预衡先生在大量引用和发挥鲁迅杂文作品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宗教、风俗等等的剖析,信手拈来,触处生花,一语破的,深入肯綮。

在《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中,郭预衡先生说:“鲁迅关于文学史的发展,是观察得相当全面的,他能够从文体的变迁。文风的转变等等现象之中,看出文学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宗教哲学的关系,看出民间创作对整个文学发展的作用,看出外来思想和文学艺术对本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且也观察了文学本身的继承关系。”“鲁迅由于对古代社会政治习俗了解深刻,对作家的内心和行为观察也透彻,于是他所下的结论也便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而能够得出正确的史的评价。”所有这些,也是郭预衡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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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鲁迅这位中国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俯视中国文学,揭示人生真谛,这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显著特征。这种例证,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在在皆是,不烦枚举。

郭预衡先生不仅汲取了鲁迅的思想资源,还超越鲁迅,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高校教学改革中,郭预衡先生适逢其会,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在匈牙利的两年期间,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后来回忆:“马克思主义的几部主要著作我都读了”,并且做了详细的索引和笔记。应该说,直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这是郭预衡先生提高理论修养和思维能力的不二法门。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娴熟掌握,渗透在郭预衡先生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之中。而且,郭预衡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中还特别“强调批判精神”,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鉴别史料,评判作家。

例如,1965年,郭预衡先生撰写了《从对辛弃疾评价的一个问题谈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议。为了回应一些学者的质疑,他又撰写《再谈对辛弃疾评价的一个问题》一文,其中说到:

《再谈对辛弃疾评价的一个问题》

还有进一步应该说明的是:研究历史遗产,对待历史材料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罗列史料,搞烦琐哲学,陷于材料堆中为传统之见所束缚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鉴别史料,打破传统之见,做出学术上的新的概括呢?我以为,新时代的新的学术应该打破旧的框框而开辟新的途径,应该打破传统之见,拿出新的结论:我在《从对辛弃疾评价的一个问题谈起》一文中指出有的同志没有摆脱传统之见,指出他沿袭了前代的错误观点,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辛弃疾进行评价。这是我在肯定他掌握了较多的材料的前提下对他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我以为在学术讨论中提出这样的批评,对于今人来说不能算是苛求。因为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有很多是经过歪曲了的东西,不应不加批判地一例看做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录。旧时的学者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跳不出旧的框框是自然的事,但今天的学者既然以评价历史遗产的文章问世,那就应该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鉴别史料,以便在科学上做出有益的贡献。

当然,无论是鲁迅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郭预衡先生来说,都只是一种思想资源,一种智慧启迪。这种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还必须融入思想者自身的社会阅历、人性体验,才能真正转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智者之思”。

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这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智者之思”,首先表现为穿透历史演变的迷雾,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

郭预衡先生指出,古人关于文学的变化,曾经总结过一些合乎规律的现象。例如南朝梁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南宋时朱熹曾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清中期赵翼评金元之际文学家元好问时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如此等等,话虽简单,却也总结了一定的历史经验。由此而进一步探索,也可以发现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或可看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朱熹讲“文章盛,则国家却衰”时,曾举唐代的文章为例,说:“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这话是不错的,唐代国势转衰之时,文人多有忧患意识,写出忧国忧民的作品,不仅韩、柳之文如此。郭预衡先生进而指出:“从周、秦两代来看,国家衰,则政令松弛,思想解放,文章乃盛;反之,国家盛,则法严令具,文化专制,文章乃衰。周、秦两代如此,汉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亦大抵如此。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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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这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智者之思”,还表现为审视社会的演变,洞察人性的精微,揭橥作家的心态。

郭预衡先生说:“古人论文,曾经标榜‘文心’,我想,这‘文心’虽解说不同,其实亦即作者之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如果评论者能够探得作者之心,那么评论文章也就因文而不同,不致千篇一律了。”阅读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我们处处看到对社会演变、人性精微和作家心态的发微抉隐,虽是片言只语,大多发人深省。

例如,郭预衡先生指出:“后人评论司马迁,往往认为他因受腐刑之故,才心怀不满,以致诽谤武帝,其实这是不对的。大概在专制政权统治下,写事实、说真话,也即算是诽谤。‘实录’等于‘谤书’,在封建社会里,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实录’等于‘谤书’,于是此后‘实录’也就难得,而《史记》也便成‘绝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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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唐初散文家王绩时,郭预衡先生评论道:“隋唐以下的文人学者,用世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王绩生当隋唐之际,正是这流人物的先行者。还有,汉代初年,士不得志,常常向往战国,羡慕苏秦张仪;隋唐以下,士不得志,则往往想到魏晋,称道阮籍陶潜。王绩此时为文,向往‘醉乡’,也是这种情调。”“可见凡所谓‘无功’‘无心’者,都是愤激之辞,其实是有心于事功的。牢骚愤世的作者,大半都是关心世事的,不仅王绩如此,此后的王勃等四杰,也无不如此。”

郭预衡先生评论柳宗元撰写《贞符》一文时,指出:“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但是,“这样的文章,写于那个时代,从思想说,是高不可及的;从为人说,却是愚不可及的……在当朝天子看来,却未免离经叛道,至少是不可赦的”。又说:“总的看来,宗元的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宗元文章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于学到……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

明初方孝孺撰《深虑论》一文,总结历史经验,说明统治者“虑之远者”,在“结于天心”,勿逞“私谋诡计”。如此则“天眷其德”,”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也不至于亡国。对此,郭预衡先生批评道:“但孝孺这样的‘深虑’,其实是做不到的。历来得天下者,无不逞其‘私谋诡计’,急功近利,不可能深谋远虑。孝孺之为此计,似远实迂。儒生之言,有时如此。”

明初胡惟庸一案,株连甚广,勋旧大臣,几乎一网打尽。这本来就是朱元璋的老谋深算,本无道理可言。而解缙却写了《代王国用论韩国公冤事状》,为勋臣李善长申辩。郭预衡先生精辟地指出:这篇文章“所作的事实分析,虽然合于人情物理,而政治上则未免幼稚无知”。“左右近侍、公卿大臣、台谏御史,都不肯进谏,这就说明,这些人都比他老于世故,都有政治经验。而他竟敢进谏,自以为‘忠智’,其实是少不更事,入世犹浅。当然,正是这样的文章,才更体现解缙为人为文的特点。”

明末清初王猷定撰写的《浙江按察司狱记》,是一篇纪实文字,描述明代浙江按察使司的监狱,郭预衡先生评论道:“中国的牢狱,尤其是明代以来的诏狱,无非人间地狱。其中所言白昼之鬼,似属玄虚,实则人而鬼者,更厉于鬼。文中引述友人之言,谓‘天下之狱未有惨于此者’,恐非事实。事实上,天下之狱之惨者不止于此。猷定于此,尚似有所不知。”又批评清康熙间方苞撰写的《狱中杂记》:“杂记胥吏、吏卒、行刑者、主缚者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迹,正当大清盛世,竟图绘了一幅人间地狱。方苞倘非亲历,而只讲‘义法’,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有刑而无法的国家。刑狱之繁,枉法之多,实有特色。方苞所记,限于见闻,格于文禁,似有未尽其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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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名》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尚书·洪范》说:“思曰容,言心之所虑,无不包也。”合二者而观之,所谓“智者之思”,就是一种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无所不包、无深不及的透视和省察。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的:“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论其为人,郭预衡先生是一位备万物、权万事的“智者”;论其为文,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学问、大文章。

文人之志:担当人文精神

从郭预衡先生一生著述来看,他始终不渝地以“文学”为本行,具”文人”之气质。

称许古代作家的“文采”“才情”“情致”,这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重要的文学价值观。郭预衡先生推崇古人“写文章讲究文采”,以此说明理论文章要有形象性,应该适当地讲究声音,最好也带有感情。如梁启超的“新文体”,在“五四”以前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其特点就是“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鲁迅也是一样,“哪怕是写一篇序文,发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

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也是极富文采和情感的。不过,他论人论事情感外露之时,却出之以冷峻之笔、简洁之语、平淡之辞,呈现出一种与梁启超、鲁迅不同的独特文风。对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写作,郭预衡先生一贯主张“用较少的语言引起读者较多的思考”。所以他说:

“我还觉得,作为文学史教科书,应该是耐人诵读的,但是,做到这点,并非容易,我看只有写得‘少而精’,才能吸引读者,这就要求行文简练而有容量,最好是多用‘史笔’,少做‘文章’,多向读者做启发性的解说,少替读者做琐碎的分析。”

而且,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郭预衡先生对“文人”气质也多所赞许。例如,他评价苏轼指出:“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个更典型的文人。天性又‘不谨语言’,本来不宜从政。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也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为文章,也才更有特点。”苏轼作为“典型的文人”,他的散文写作也是“典型的文章”。在谈到明中期理学家王守仁的《祭刘仁征主事》等哀祭文时,郭预衡先生说:“守仁身在龙场,虽大有开悟,而对于天道之不公,人世之不平,还未能见惯,故发此怨愤之言。由此看来,守仁作为哲人,能外生死,而涉笔为文,尚有诗人的气质。”对王守仁这种“诗人的气质”,郭预衡先生颇为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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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一生为人治学,钦服顾炎武。顾炎武一生考证经史,博极古今,专精缜密,钩沉稽幽,巨细咸备,而论其诂经之旨,则归于“经世致用”。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又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

郭预衡先生曾改易数字,录“无体国经野之志,不足以登山临水;无济世安民之略,不足以考古证今”一联,赠与友人。2002年,他以顾炎武的诗句,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题词:“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既是对中华书局的礼赞,也是郭先生的“夫子自道”。

可见,郭预衡先生最为看重、也深为服膺的,正是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趋向。无论是像顾炎武那样的经学家,还是像郭预衡先生这样的文学史家,“经世致用”原本就是人文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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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回忆说:年轻时“也读了《御批通鉴辑览》,这是一部简明的通史,鲁迅主张读史,是曾提到此书的,我当时有所不知,只是对于古人古事,颇感兴趣。例如看到古人‘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也曾心向往之。因此后来到北京读高中时,在作文里,便发过‘使吾而得志,则必尽除社会之蜂蝎、人群之妖孽,然后使天下之人返其乐’的豪言壮语,其中就有‘澄清天下’的意思”。这种“澄清天下”的志向,从郭预衡先生秉笔著书伊始,就成为贯穿他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的人文精神。

郭预衡先生曾称引明末清初魏禧《答蔡生书》之言:“文章之变,于今已尽。无能离古人而自创一格者;独识力超越,庶足与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关于世道,识不越于庸众,则虽有奇文,可以无作。”言关世道,识越庸众,这正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精要所在。

郭预衡先生批评明中期文学家杨慎说:“杨慎一生,以‘博学’知名,虽贬斥甚久,而阅世不深。故所发议论,只见‘博学’,而识见犹浅。”“博学”来自读书,而识见则来自阅世。提倡“阅世更深”,不满“书生之见”,这一见解渗透于郭预衡先生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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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预衡自选集·自序》中,郭预衡先生引用了王充的语录:“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援古以证今,察今以审古,纵览古今历史,担当人文精神,郭预衡先生一直以此自励。

郭预衡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有两个生动的事例。

1979年5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郭预衡先生撰写了《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一文。文章列举从先秦到“五四”的历史经验,说明:“精神解放,文章就能发达;思想禁锢,文章就受限制。这是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精神的解放,文章的变迁,都同政治气候大有关系。”进而一方面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新的社会制度同旧的社会制度在文化政策上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也指出:“精神解放也好,思想解放也好,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什么都谈不到。”阅读这样的文章,我们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内外的某些人士赞扬中国的文化传统,都主张尊孔。不仅见于文章,而且见诸行动。就在2005年9月29日,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
“全球首次联合祭孔”.这是空前的尊孔举动,全国各大媒体都大加宣扬。但是,郭预衡先生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就在“全球首次联合祭孔”当天,北京《新京报》刊出了郭预衡先生《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一文》,深入思考古往今来的“尊孔”与“批孔”。文章从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说起,指出:“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历朝历代的权势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当世务’即识时务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两千年间,不识时务者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贽。李贽涉嫌批孔,不得好死。历史昭示如此,耐人寻思。”文章还征引鲁迅所言袁世凯称帝之前恢复过孔子的“祭典”,北洋军阀孙传芳复兴过“投壶之礼”的例证,反问道:“但这样的典礼,是否可称‘孔子的礼乐’、‘符合了孔家宗旨’呢?”

知古可以鉴今:从刘邦封赏儒生到孔传芳的“尊孔”,可以看出,无论是历朝历代的权势者,还是“识时务”的儒生,他们之所以“尊孔”,都是别有居心的,其实与“孔家宗旨”不太相干。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又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尊孔、祭孔呢?

当然。对“精神解放”和“尊孔”、“批孔”这种敏感话题的直接“干预”。并不是郭预衡先生常有的做法,因为这未免有些“书生意气”。所以郭预衡先生自嘲道:“今天看来,全球祭孔,有如儿戏;我发此文,亦可不必。但作为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课题,这样的文章,也收在此自选集里。”

相比较而言,在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那些“察今以审古”的论述,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论述,往往点到为止,意在言外,犹如欧阳修之文,“其语愈缓,其意愈切”(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其中隐含着郭预衡先生自身“难于与世沉浮”的“书生意气”。

例如,评论明后期讲学家何心隐时,郭预衡先生指出:“一般地说,文人学者讲学,不利于独裁专制,但谓之‘名教中之罪人’,却也未必。就(何)心隐而言,其言其行,是无损于名教的,也可以说,是于名教有益无损的。他的文章具在,可以为例。”

又如,评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时,郭预衡先生说:“(大櫆)所以终于不遇者,既因其赋性‘颛愚’,也因其思想不够正统……当康、乾盛世,天下一统,思想也要一统,而大櫆论学,却主张‘包容’。他有《息争》一文,说‘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这等于说不可排斥异端……主张包容异端,这主张本身就是异端……大櫆虽与方苞、姚鼐并称桐城一派,而其思想则与方、姚有所不同:思想既非官方儒学之正统,文章也非桐城派之正宗。”

类似的评论,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如散金碎玉,俯拾皆是,往往发人深省,启人深思。依笔者之愚见,这正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文字,也是郭预衡先生真正足以不朽的“立言”所在。

清代朴学家戴震在谈到古今学问时,提出有义理、考据、文章三种不同的路数,同时更主张三者融合为一,而归趋于义理。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戴震41岁时曾说:“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评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溯得其源。”过了几年,大约在戴震47岁写完《孟子字义疏证·绪言》以后,他深有所悟地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

戴震推举“义理”,究其实质,就是注重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成为郭预衡先生就学、任教的北京辅仁大学的治学传统。后人评余嘉锡先生:“举凡作者著书,多因时感事而发。”如脱稿于1945年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称:“杨家将之作,如板荡之刺时,云汉之望中兴,其殆大义之未亡,一阳之复生者欤?”“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无古今一也。”这显然是有感于抗日战争时事而发的。陈垣先生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连续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清初僧诤记》(1940-1941)、《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典籍概论》(1942)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1945),也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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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学承余、陈二老,彰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丰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形成独具风标的学术品格。

斯人已逝,典型具在,精神永驻。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永远是中国学人的楷模。

– 全文完 –

作者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读三国
说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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